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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析《龙江颂》主角江水英原型
  • 2017-10-24 来源: 作者: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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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话剧和革命样板戏《龙江颂》,曾经风靡神州大地。时至今日,人们或许已经遗忘,或许认为那已经过时。但笔者认为那种“丢卒保车”“舍小家,顾大家”的龙江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永远不会过时。它熠熠发光,照耀着时代复兴、民族崛起的美好前程。

    笔者对《龙江颂》主角江水英的人物原型颇有兴趣。几十年来,这个话题,有关报纸杂志鲜有人提及。坊间虽然有各种版本,但莫衷一是。有人说是龙海县榜山公社原党委书记苏海成,有人说是榜山公社洋西大队支部书记邱程溪,也有人说是洋西大队大队长郑流涎,还有人说是榜山公社党委副书记、洋西人郑饭桶。这类说法,有它客观的原因,《龙江颂》演绎的堵江截流所在地在榜山公社,在洋西大队。洋西等大队为了保住了下游10多万亩田地的育秧溶田,淹了自己的1300亩水田。洋西大队是榜山风格的发祥地,群众思想政治觉悟高,但笔者深入探究,发现洋西大队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大队烧窑副业搞得较好,但粮食生产的典型性不足,难以树立水稻高产夺红旗的典型号召力。

    另一种说法是江水英的原型是海澄公社玉枕大队支部书记黄狗屎。因为他被写入了报告文学《玉枕人》(作者俞月亭),得到了老作家巴金的赏识。据俞月亭回忆,巴金看过报告文学《玉枕人》后,深受玉枕精神感动,曾有过在自己当主编的《收获》杂志刊出该文的决定。玉枕人明知道堵江截流将导致玉枕大队2300亩水田无水溶耕插秧,却决定“先保十万,后顾二千”,在堵江截流最危险最艰巨的时刻,黄狗屎书记派出玉枕大队40名打桩突击队,在激流中奋不顾身忘我地苦战一昼夜(从1963219日的早晨七点打桩到深夜十二点),才保证堵江合龙战斗大功告成。(见《玉枕人》)但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玉枕大队在粮食生产方面的标榜作用仍然欠缺,不足以引领全省乃至全国。

    那么,江水英的原型到底是谁?其实,关于样板戏《龙江颂》主角江水英的原型问题,《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早就下了定语。“江水英这一英雄人物,是我们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上农村支部书记的艺术典型。她不是一般的农民的典型,而是党和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在广大贫下中农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光辉典型。”(见《人民日报》1972125日、《红旗》杂志1972年第一期)

    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哪个天才可以避开生活凭空捏造出一个有鼻子有眼睛的典型人物。《人民日报》这一段话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江水英的生活原型,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村支部书记;二是其事迹具有全国性的典型示范作用。

    笔者遵循这一定论,采访了相关人物,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有这么一个人,基本吻合上述两个条件,而且这个人还曾经被毛主席接见过、周总理亲自为他盖过被子。(见《漳州报》19661221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这个人,叫杨金海,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龙海县山后大队的党支书,因他率领的山后大队连续多年夺得了全国水稻高产红旗,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19632月,杨金海光荣地参加了由国务院组织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的华东“群英会”(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在会上,杨金海第一个作了题为《克服增产到顶的思想  高产再高产》的典型发言。他发言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自此,名声大噪。“杨金海”这个名字多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上。196412月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福建省还一度采用“学大寨、赶山后”的口号。(见1965224日《福建日报》头版)。这种事,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笔者认为杨金海堪可视为江水英的原型,特提出来与大家商榷。

    1963年,陈虹、陈贻亮、陈文和、向增等剧组创作人员创作的话剧《龙江颂》里面很多重要台词,都与山后大队或杨金海有关,这是不容置疑的。

    台词:“往年是一滴汗十粒粮,今年可是十滴汗一粒粮”。这句原话是杨金海在回答福建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兼农业厅长肖文玉提问“这伟大成绩是如何得来的?”时所讲的。(见《福建农业》1963年第8期《访问杨金海同志》)台词:“我们呀亩产七百五十斤。”堵江截流之后,全国仅有山后大队早季水稻产量达到这个记录。(见(《解放日报》)1963811日,报导山后大队高产新闻的小标题)。台词:“这是我们实验队培育出来的新良种,它的特点耐旱、耐涝、穗多、粒饱,是九龙江的水救了它的命,是你们共产主义风格的种子,我们送给你们二百斤,让它将来到处生根。这个新良种,我们叫它做‘龙江风格’号!”讲的是杨金海研究水稻“矮脚南特号”良种及传播高产经验的事。(见《福建日报》1963818日社论)。“更上一层楼”“丰收再丰收、跃进再跃进”等台词出自《文汇报》有关杨金海及山后大队内容的“更上一层楼”、“认真学先进、跃进再跃进”、“高产再高产”的有关报道。(见《文汇报》1963215日)。台词:龙江大队大队长:“要不是……全力支援我们……我们哪有今年的好收成,哪能保住高产红旗!”。(见《解放日报》1963811日《山后大队截流抗旱早稻高产》、《福建农业》19638期《山后大队坚持抗旱斗争再创早稻高产纪录》)。

    1972年的样板戏《龙江颂》的情节和台词与杨金海及山后大队同样密切相关。

    样板戏《龙江颂》全剧仅有两个地名“龙江大队”与“后山公社”。“龙江大队”本身就是“连年得高产”“要夺高产红旗”的粮食高产大队。(见剧中龙江大队队长李志田台词),这说明“龙江大队”是一个先进的“集合体”,里面既有堵江截流的洋西大队、又有派人支援促堵江合龙的玉枕大队的成分,同时也有山后大队的成分。

    后山公社的原型就是山后大队。剧中提到的两件事,讲的就是山后大队。其一,剧中第六场“出外支援”第七场“后山访旱”,讲到“江水英带领龙江大队帮助后山打通虎头岩”的事。据了解,“虎头岩”实际上就是山后大队的龙头山龙头岩。江福全(原《闽南日报》社总编)1960313日在《福建日报》发表《榜山社旱天让水支援邻社》一文,该文系首倡榜山风格的重要文章。文中有一段记载如下:“他们(榜山公社)还抽调了三百多个劳力和莲花公社的社员并肩奋战两昼夜,修起了一条长达五百多米的渠道,使自己让出的水源源不断地流向莲花公社……”。山后大队属莲花公社管辖。山后大队老大队长宋良山等当年的一些见证者也回忆:“新开挖修建的这条五百多米的渠道,就是现在龙海市公安局前面到龙头山山后大队过港的这条河道(后来经过拓宽与取直)。当时挖通这条河道时还得炸石打通龙头山北端龙头岩,使山后大队的‘山前’角落与‘山后’的过港水系相连,也就是使榜山洋西一带的水系能够通过龙头山与莲花公社的渠道水系连接。”样板戏《龙江颂》中这一全国熟知的情节,就是采用江福全在《榜山社旱天让水支援邻社》一文记录的这件事实为原型的。艺术创作时将“龙头岩”改为“虎头岩”,将“山后”改为“后山”。其二,剧中第八场“闸上风云”江水英提到的“赠馒头”一事。江水英唱到“……赠馒头送寒衣暖人身心。乡亲们手持馒头热泪滚,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战洪水,后山人不惜牺牲抢担重任……”这一素材来自1960623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暴风雨中的共产主义凯歌——记四面八方支援漳州人民抗击特大洪灾的故事》一文小标题:感人的“让食”。里面写道:一件事发生在莲花公社山后大队。12日中午,被洪水围困在龙头山上的一千多个社员,得到了飞机空投的九大袋干粮。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在分配馒头的时候,共产党员黄玉成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凝视着山对面的石码公社:“不知道他们现在弄到吃的没有?石码地势低,灾情比我们严重,我想我们应当分一些馒头送去……”(党支部)最后讨论决定:留下五包给小孩和老人吃,剩下的四包由三个社员送下山去。石码已经被洪水包围了,他们挑着担子,涉水绕过许多山路,好不容易送到石码公社。石码的干部知道龙头山上的困难,推让了半天,才收了下来。馒头送到那些已经断炊的生产队时,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星天、上港两个大队接到馒头以后,马上又分出一半送给榜山公社的灾民。社员黄阿环对儿子说:“你今天把这馒头吃下肚子,要一生记住毛主席的恩情和山后大队的义气……”在灾情和饥荒面前还想到别人,互相“让食”,山后大队的事迹见报后,马上在八闽大地迅速传开,经久不衰。

    同在第八场“闸上风云”江水英要大队长李志田抬起头:“看,前面是什么?”“再往前看。”“你再往前看。”“要看到世界上……”。台词出自1964424日《福建日报》马尼对杨金海及山后大队“帮的风格”的评价。

    样板戏《龙江颂》的人物表中,仅提到龙江大队第4生产小队队长阿坚伯、龙江大队第8生产小队队长阿更两个生产小队。样板戏《龙江颂》第一场“承担重任”,大队长李志田台词讲到:“咱大队要夺高产红旗,就靠你们两个小队在这三百亩上打先锋了”。这两个生产小队的原型是山后大队夺华东乃至全国高产红旗的最精锐两个生产小队——山后大队第4生产小队、山后大队第8生产小队。1963年山后大队第4生产小队晚稻一季平均亩产达1027斤,真正为龙海县及山后大队夺高产红旗打先锋。(见《福建日报》1964119日头版《龙海从大旱大涝中夺得水稻千斤县》)。山后大队第8生产小队是另一个为夺高产红旗打先锋的生产小队,这是全省全国闻名的高产科学实验队,1964年早季创造平均亩产1058斤的纪录。(见龙海档案局:19649月省人大会上杨金海代表发言稿《以革命精神保红旗》)。这两个生产小队播种、育秧及科学实验的照片经常出现在1963年、1964年各种报纸、杂志甚至封面上,不一一列举。

    在第七场戏中江水英台词:“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哪!”台词中的山前山后就是山后大队的“山前”自然村与“山后”自然村。杨金海当时讲的原话是“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一家人”。此外,剧中阿坚伯对江水英的评价:“带着病泡在秧田里,没日没夜地苦干。”“她带领群众苦战三千亩,废寝忘食、抱病操劳夺丰收。”讲江水英处处带头劳动的事迹,与杨金海如出一辙。(见《解放日报》1963317日头版新闻《党支部书记杨金海肩挑粪桶上街买肥》及评论员文章《这个头带得好》赞扬杨金海(下转第49页)(上接第43页)带头劳动。还有19635月龙溪地委号召学习杨金海带头劳动的文件及《漳州报》)。

    最有趣的是,电影《龙江颂》最后大结局“丰收凯歌”主要取景地就在山后大队。拍摄电影《龙江颂》时,恰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是山后大队连续取得亩产“双千斤”的又一辉煌时期。刚好重现了历史与现实、文学作品与实际生活双双“丰收凯歌”大结局,其丰收场景更感人入胜。

    杨金海曾经称赞榜山公社洋西大队堵江截流为“伟大的壮举”。我们不妨说,多次创造全国粮食高产的他有非凡的成就。伟大加非凡,造就了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龙江风格。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抗旱(堵江截流)是手段,保丰收才是目的。这是一个重大事件的两个重要环节,缺一不可。唯此,龙江风格才大放光彩,魅力永存。

    如果龙江风格的研究,把杨金海这个人切割出去,是不客观不完整的,也不公正。

    笔者感兴趣的还有一个问题,杨金海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从不提及这些事?也没有站出来说,话剧和样板戏《龙江颂》里面,都有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之类的话题。

    对此,杨金海的儿子杨志明是这样解释的:父亲生前从不炫耀、吹嘘那些尘烟往事。他始终关心的是他的水稻,关心的是能不能高产,再高产。仿佛这些名啊利啊等身外之物,跟自己无关。

    这或许就是杨金海践行“龙江风格”的真实写照吧。

    (作者单位:龙海市人大城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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