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习宣传 > 史事纵横 > 正文
  • “文革”期间龙溪地区的“斗、批、改”运动
  • 2016-04-08 来源: 作者:林绿
  •   “文革”期间的“斗、批、改”任务最先是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提出的,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9685月,龙溪(现漳州市)专区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中央和省革委会的部署,于10月开始全面展开“斗、批、改”运动。此后,全区“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干部下放”、“教育革命”、“整党整建”等实际内容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一、“清理阶级队伍”

      1968410日,《人民日报》社论刊登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把“文革”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样,就得查清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着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而且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515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资产阶级队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席卷全国。8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就要求福建省革委会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928日,龙溪专区革委会根据中央和福州军区关于揪叛工作的指示,成立专区革委会专案领导小组,在全区开展揪叛工作,深挖阶级敌人,为清理阶级队伍打开局面。

      113日至6日,省革委会在龙海县石码镇召开“斗、批、改”现场会,出席会议的有三明、晋江、龙岩、厦门等专区(市)的县以上代表、龙溪专区公社以上的代表以及鹰厦铁路系统的代表总共457人。[1]会议以毛主席“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为指导思想,以搞好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内容,号召全省、全区掀起斗、批、改新高潮。与会人员在听取龙海县革委会关于“斗、批、改”的经验介绍后,还参观了4个现场批斗大会和贫下中农的“三忠于”活动。

      1114日,支左部队领导人、新任专区革委会主任陈天仁在原龙溪地专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作立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动员报告,随即就揪斗了150多人。[2]1969年上半年,仅半年时间,全区就重点审查了23569人,已查清17493人,其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7658人,属于敌我矛盾的9835人,敌我矛盾中已定案2627人;破获各种政治案件61起,刑事案件78起。已结案判刑105起,其中政治案件28起,刑事案件77起,报省待批案件10起;全区2797个大队和相当于大队以上的基层单位中,已大体结束“清队”的有523个,占18.7%。正在继续深挖阶级敌人的有1294个,占46.3%。“清队”进展不大或尚未开展的有980个,占35%[3]

      “清队”的目的是通过清除“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等等,建立所谓“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清队”并没有对阶级界限作出明确规定,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夹杂着派性斗争、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等因素,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加剧了矛盾冲突。在这场运动中,各机关单位、学校、企业和公社、大队相继成立纠察队,抓捕“叛徒”、“特务”、“反革命”,大搞逼供信,扩大打击面,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摧残,被打伤致残,甚至被迫害致死。大批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积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的同志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例如漳州市区原先锋村老支部书记颜亚洲,在土改时就已参加革命,建国后带领群众创业致富,却被打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走资派”,受到关押审查和批判。一些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挂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例如东山县的纠察队在职工、干部队伍中大抓“黄军”,通过酷刑折磨、威逼受审的气象台炊事员黄某“招供”出更多同谋,将被供出的人指为根本不存在的“闽南反共救国军东山纵队”。此案受牵连的还有东山县长王治国、县档案馆馆长林建三等30人,涉及12个科、局、社、场单位。林建三馆长终被残酷打死。许多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坚持革命斗争,为解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地下党组织和老区革命群众,被打成“叛徒集团”、“假共产党”、“土匪”。例如长泰县地下党组织的“第七营”、“小火星”、“长泰解放委员会”隶属于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第四团,为长泰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却在运动中被错误地定为“反动组织”。统战、侨务、卫生、教育等系统单位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受牵连的人数众多,并发生多起非正常死亡。例如龙溪地区医院(今漳州市医院)的纠察队凭借外单位用逼供信捏造出来的假材料,大搞所谓深挖“反共救国军”战役。该案牵连70人,占当时全院干部职工总人数的20.85%,院副院长许兆荣等3人被点名批斗迫害致死。

      “清理阶级队伍”使无数无辜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蒙受冤屈,身陷囹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场运动,对龙溪干部群众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二、“一打三反”运动

      1970130日至25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打三反”运动作为深入开展“斗、批、改”的一项内容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龙溪地区也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区着手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各县(市)组织军宣队、工宣队、革命干部、中小学教员等5.8万余人[4],到基层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并举办阶级斗争展览会,召开“一打三反”誓师大会和批斗会,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所谓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把一些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对“文革”表示不满,从而进行抵制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例如诏安县金星农场林某因对林彪、江青等人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不满,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8年徒刑。漳州市区巷口公社的一居民因为说林彪奸臣脸,也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5]“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早在“四清”运动中就已经被揭发打击过,这一时期又被重新提起。26日至8日,漳州市区21名在“文革”高潮中及“革命大批判”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和“贪污犯罪”的“罪犯”被再次拉上街头游斗。227日,在中山公园举行的5万人大型宣判大会上,这21名“罪犯”被重判入狱。同日,其他各县也召开了万人宣判大会,全区共24万余人参加了宣判大会,会上判处了79个罪犯(其中死刑犯13个),当场逮捕了72个犯罪分子。至228日,全区检举揭发有大小问题的1.26万人,同时有3147人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其中有反革命集团23起,重大政治问题72人,“万字号”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43起;收缴各种枪支43支、子弹4850发、手榴弹89枚、匕首159把;查封地下黑厂、店、运输队、包工队等534个。[6]

      412日至16日,为了打击在“一打三反”全民运动中逃跑的各种人,执行福建全省布置的统一行动,专区组织了29.65万人进行户口突击大清查,搜查出“十种人”[7]267人,并拘捕一批罪犯,缴获大量罪证和武器弹药。

      513日至16日,专区在平和县召开全区“一打三反”经验交流会,平和、南靖、诏安、龙海、东山、长泰、漳州等7个县(市)的11个单位的同志介绍了开展革命大批判、抓大案侦破、抓定案处理和落实政策等三方面的经验,并进行了交流讨论。[8]

      据统计,至19716月,龙溪地区在“一打三反”中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敌特案、凶杀案”75起,清查出一批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地下商店、地下俱乐部和地下运输队,已定案的人数占重点审查对象总数的60%以上。[9]“一打三反”运动的初期,确实是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还收缴了一批“文革”初期被用于武斗而散落在社会上的武器,对社会混乱局面的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受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使刚刚经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这些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冤、假、错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诏安县的“乌山事件”。1967年“九五事件”以后,“新诏”被摧毁和瓦解。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区铺开以后,“新诏”的部分成员有的因为害怕再次被抓,有的因为对运动不满,而选择逃到乌山上躲避。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当时的诏安县革委会和人武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一情况作出了错误估计和认定,于310日,联合向龙溪专区革委会和军分区提交《关于潜逃乌山地区坏人的活动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混入群众组织做了坏事的一伙坏人,潜逃于‘云、和、诏’三县交界的乌山地区,破坏运动”,“建议‘云、和、诏’三县统一行动”,对他们进行“宣传瓦解和武装围捕”,并“请求上级派一至二连的兵力进行配合”。330日,专区革委会、军分区向省军区党委、省革委会上报了《关于处理潜逃乌山地区犯罪分子的报告》,报告称:“现行反革命沈秋容自1968年清队开始即纠集诏安、云霄、平和三县犯罪分子,陆续潜逃乌山”,他们“进行秘密串连,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策划宗教械斗,破坏征购,持枪抢劫等罪恶活动”,“已属敌我矛盾”。报告提出:“准备采取政治瓦解和武装围捕相结合的办法,予以彻底解决”。福州军区党委于413日批示:“采取政治瓦解、军事围剿相结合的办法予以解决”(简称为“四一三”批示)。根据福州军区“四一三”批示,以驻漳部队和龙溪军分区领导为主组成“四一三”行动指挥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诏安、云霄和平和也成立相应指挥组,统一制定行动方案。决定首先集中部队3个连另1个排的兵力,结合地方宣传队约180人、民兵5个连约800人,分进合围,分片包干,以清查户口的名义实施突击性搜查和“围剿”。

      59日晚,部队和地方武装突然进驻乌山进行“围剿”,“围剿”行动历时3个多月,到8月下旬才结束。据统计,“围剿”涉及3个县、6个乡镇(农场)、32个村,受围群众达1000多户,被抓捕和被迫“归案”进学习班的干部群众达200余人。乌山是龙溪地区的革命老根据地,在“围剿”中被抓捕、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有不少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老地下党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这些“五老户”很多都被列为重点搜查对象,有的被抄家,财物丢失;有的被诬为“土匪”、“土匪婆”而遭受逮捕和关押;有的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致伤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老区干部群众痛心地说“过去国民党说我们是‘土匪窝’,围剿我们,想不到今天共产党也把我们当作‘土匪窝’进行围剿!”“乌山事件”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将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定性为敌我矛盾,动用部队力量进行军事围剿,严重伤害了乌山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和后果,直到1981年才得以平反。

      三、干部精简下放

      1967年初,龙溪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被夺权后,一方面,被夺权的原地委、专署,各县(市)委、人委的职能机构没有重新设立,被砸烂的公检法系统及被取消的统战系统也都没有恢复,原属于这些单位的干部变成了组织上“无家可归”的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里,由于激烈的派性斗争,也有不少干部未被吸收入“三结合”的大联合中,被排斥在单位之外。另一方面,新成立的革委会机构设置高度精简,根本无力容纳这么多“赋闲”的干部。革委会成立后,如何处理没有工作安排的相当数量的干部,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96857日,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属机关干部去干校下放劳动。10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刊登了毛泽东对“五七”干校和干部下放的高度评价:“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干部下放便被作为“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的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当年12月,龙溪专区革委会“五七”干校在圆山农校成立,原地委、专署大部分干部进入干校接受“斗、批、改”,到群众里面去“经风雨,见世面”,与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劳动,结合农事活动“斗私批修”,不断批判“劳动镀金论”和“劳动惩罚论”,批判“只抓粮果油,不抓敌我友”以及“黑六论”在农业生产上的“流毒”,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1969920日,福建省革委会发出《关于下放干部问题的通知》,指出根据“斗、批、改”运动的发展情况,要求下放干部分批到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久,在省革委会领导小组会议上,又对干部下放作出了进一步明确要求:“要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下放到基层,包括省、专(市)、县加在一起,大体每个单位有三、五、七个干部,好的单位少去或不去,差的单位多去。”

      196910月,根据省革委会的安排,专区开始进一步精简机构,将进入“五七”干校以及一些基层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同时被下放的还有教师、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等。下放干部到了农村后,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白天参加社队的集体劳动,协助做好农村各项工作,晚上则兼做社队夜校的教员。仅196910月至19709月一年间,地区和漳州市下放干部达1269人。到19716月,地、县(市)机关人员精简60%,下放干部2198人。

      广大下放干部在农村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基层农村的了解,但长期被排除在本职业务工作之外,使党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遭到很大损失。另外,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干部下放在许多部门、单位成为了借机排除异己、迫害干部、摧残知识分子的手段,从而加重了社会矛盾。

      四、教育革命

      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第10条明确提出了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起初,学校纷纷“停课闹革命”,许多学校领导干部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受到学生们的批斗甚至是抄家,老师也被当作“保皇派”、“牛鬼蛇神”来批斗。196710月,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但由于校领导和老师普遍受到批判、审查,大量的学生仍分散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太大改观。19688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根据通知要求,龙溪地区的学校也陆续进驻军宣队和工宣队。至19694月,全区共有79个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计463人进驻中学,1125个队4201人进驻小学,绝大部分学校实现了“复课闹革命”,实现了社有中学,队有小学;中学招生58643人,小学招生58643人,大部分适龄儿童都入了学。[10]此后,“教育革命”成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教育领域全面铺开。

      1969320日至27日,省革委会在福州召开全省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就教育革命进行了进一步的部署,要求在教育领域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读书当官”、“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专家治校”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要把一切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课程,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把学生培养成“三忠于”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拿把锄头能锄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笔来能批判资产阶级,拿把枪杆能杀敌。[11]为了贯彻、落实省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专区革委会于196943日至9日召开了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布置相关工作。1970819日至24日,专区革委会政治处又召开了专区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强调“以‘五七指示’为纲,突出无产阶级,走政治建校道路,办好社会主义学校。”[12]

      龙溪地区根据中央和省委相关精神和工作部署,着重从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招生办法、学校布局、学制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学校管理方面,按照毛泽东“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教导,取消校长制,城市中、小学归专区革委会统管,城镇的中、小学下放到就近的工厂、街道或大队进行单管或联管,农村的中、小学一律下放到公社、大队管理。教师队伍方面,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对现有教师队伍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帮助他们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观,对其中“证据确凿、坚持反动立场的九种人”坚决予以清除。此外,实行“开门办学”,适当选取一批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到学校担任专职教师,或聘请有三大革命运动[13]实践经验的工农兵担任兼职老师。招生办法方面,废除旧的考试招生办法,保证“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中学停止升学考试,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大学生则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表现好的知青中推荐选拔。学校布局方面,以方便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和普及教育为出发点,将城镇过分集中的学校一部分搬到农村,做到社有中学,队有小学,分散队有村学。此外,还大力开展业余教育,举办多种形式的非全日制学校及政治夜校。学制课程设置方面,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的指示,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中学改为四年制。小学课程主要为毛泽东思想课(政治课)、劳动课、语文课、算术课和革命文体课;中学课程主要为毛泽东思想课(政治课)、工业和农业基础知识课、数学课、革命文体课和军事课。教材编写方面,认为旧教材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抹杀了阶级斗争,脱离了三大革命运动,“要彻底革命”。采取群众运动与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办法,组织一个有工农兵和革命师生参加的教材编写组重新编写教材,做到“教育和形势紧密结合起来,教学和三大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知识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斗、批、改”期间的教育革命,强调“工人、贫下中农占领教育阵地”,结束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教师被置于接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学校管理秩序和教学秩序难以维持;缩短学制,大量删减文化课,以及“开门办学”,请贫下中农、工农兵当教师,致使教学质量下降;高校和中专取消招生考试,采取推荐上学的方式,造成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实践证明,教育革命在“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错误定位下,并没有达到原本预想的“反修防修”的目的,相反却对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五、整党整建

      自1967年初造反派夺权以后,全国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也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毛泽东于196710月,提出了整党任务,他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4]这一指示被称为“五十字纲领”,是整顿党组织的指导思想。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5]之后,“吐故纳新”被作为重建党组织的主要方法。“吐故”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纳新”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

      1969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党的整顿和建设问题,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同月,党中央召开“整党整建”座谈会,推荐和确定一批北京整党整建试点单位的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

      九大之后,整党整建成为“斗、批、改”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19697月,龙溪地区在“清队”的基础上,贯彻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的指示进行整党整建。各级机关普遍举办整党整建学习班,实行人员、时间、精力、食宿四集中,着重弄清“党的性质和任务,为什么要整党,怎样才能较好整党整建”等问题。

      1969年七八月间,龙海县的紫泥镇作为全省6个试点之一,开始建立基层党组织。之后各个县(市)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陆续开展整党整建试点工作。1970年上半年,全区共建立基层党支部1255个、公社党委5个、工厂党委2个。[16]19707月,专区革委会领导小组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贯彻中央整建党座谈会和省整建党工作会精神,学习对照“六条标准”和北京“六厂二校”先进经验,检查前段各地基层整建党情况,明确下阶段学习新党章活动和整建党补课的任务。1970917日,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同意陈天仁、张荣华、于克钊、梁新志、王安珍、樊惟行组成龙溪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陈天仁任组长,张荣华、于克钊任副组长。同日,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复同意漳州、龙海、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南靖、华安、长泰建立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全区各个县(市)党的核心小组建立以后,各个系统和单位纷纷重建党支部,至19716月,全区已有85.9%的党支部完成了整党建党工作,有2/3的公社建立了新党委,8个县建立了新县委,原省、地管干部解放了95%[17]1971年底,全区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10个县(市)共建立党委122个、党总支11个、党支部2453个,全区有党员56930人。到1973年初,全区共纳新2616名,吐故507名,建立2905个基层党支部,消灭了16个“空白”大队[18],实现了队队有支部,1/3以上的生产队有条件建党支部。[19]在整党整建的过程中,还特别强调加强对共青、工人、红卫兵、妇女组织的领导,印发了《龙溪专区革委会关于全区整团建团情况和会后工作意见》等,要求各级党组织抓紧整团建团工作,进一步发挥青年、妇女的作用,基本完成党、团、妇的整建工作。

      在整党整建中,有些派性严重的单位出现了“吐疏纳亲”、“突击入党”、“指名入党”等问题,其结果是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新纳的党员中则有一部分不符合党员条件,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受到破坏和损失。但是,通过整党整建,毕竟重建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7010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中共龙溪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71626日至29日在龙溪地区招待所举行。

      626日,中共龙溪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应出席的代表703名,其中工人党员代表180名,占25.6%;贫下中农党员代表172名,占24.47%;人民解放军党员代表133名,占18.9%;其他劳动人民党员代表29名,占4.4%;老年党员代表10名,占1.42%;中年党员代表432名,占60.1%;青年党员代表270名,占38.41%。代表中女党员代表104名,占14.8%。因公、因事、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38人,实到会665人。与会代表通过了由60位同志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选举出陈天仁为主席团召集人,张荣华为秘书长,王培祥为副秘书长。[20]龙溪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陈天仁在会上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龙溪地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开展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批改、整党整建、抓革命促生产等运动,肯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龙溪地区取得了“伟大胜利”,强调要“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629日,大会在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和预选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共龙溪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44名,候补委员4名。第一届全委会选举出地委常委9名,陈天仁为书记,张荣华、王培祥为副书记,于克钊、江城防、白盘夫、樊惟行、王安珍、梁新志等为常委。

      中共龙溪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党内“左”倾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错误地总结了“文革”以来龙溪地区的斗争经验,并对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错误的尖锐的批判。但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龙溪地区第一届委员会,会后地委部分领导机构得以逐步建立和恢复,为党委的正常运作奠定了工作基础。

      75日,中共福建省委批准恢复建立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区委员会,下设组织组、宣传组。至当年11月,漳浦、云霄、诏安、华安、漳州、东山、长泰、平和、龙海的县(市)委陆续恢复建立。[21]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使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许多老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对稳定社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新建的党委和革委会合署办公,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班子中主要领导是军代表,军队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给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此外,在青年委员中有一些是造反派头头,派性十分严重,在革委会中争权夺利,致使各级领导班子很不团结,严重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综观“文革”期间的“斗、批、改”运动,其本身就是“文革”“左”倾方针的表现,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不仅没起到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作用,反而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毛泽东本想通过“斗、批、改”运动胜利地结束“文革”,但事实上“文革”并未因此而结束。1971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斗、批、改”很少再被提及。

      

      注释:

    [1]龙溪专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福建省革委会斗批改龙海县现场会会议情况报告》,19681115日。

    [2]龙溪专区革委会:《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机关的斗批改——原龙溪地专机关干部思想学习班总结报告》,19698月。

    [3]龙溪专区革委会:《1969年上半年工作总结》,1969725日。

    [4]段连绍:《关于组织龙溪地区传达贯彻中央“一打三反”指示的情况报告》。

    [5]中共漳州市委:《关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副主席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情况的报告》,1978824日。

    [6]段连绍:《关于组织龙溪地区传达贯彻中央“一打三反”指示的情况报告》,197033日。

    [7]“十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走资派、打砸抢分子。

    [8]龙溪专区革委会:《关于在平和县召开打击反革命破坏运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经验交流会的情况报告》,1970520日。

    [9]陈天仁:《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1971626日。

    [10]龙溪专区革委会:《关于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情况和汇报》,1969410日。

    [11]福建省革委会:《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69327日。

    [12]专区革委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教育革命推向新阶段,取得新胜利——龙溪专区教育革命工作会议纪要》,197095日。

    [13]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

    [14]《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

    [15]《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

    [16]龙溪专区革委会:《1970年上半年工作总结》,1970616日。

    [17]陈天仁:《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1971626日。

    [18]“空白”大队:“文革”前,全区有16个大队尚未建立党支部,因此被称为“空白”大队。

    [19]张荣华:《在地区两个全委会上的讲话》,1973115日。

    [20]中共龙溪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简报第3期,1971626日。

    [21]南靖县委于19712月恢复建立。

    (作者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史部门,技术支持:东南网
联系电话:87874966 邮箱:zgfjlsw@126.com


福建党史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