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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耿飚对漳州的回忆
  • 2016-04-08 来源: 作者:耿 焱
  •  1932年初,由于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中心任务,命令中央苏区红军攻打国民党重兵固守的赣州,结果久攻不克,造成红军重大伤亡。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左”倾错误,主张红军撤离赣州,向赣东北的广大农村发展。随后,他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红军应“东征入闽,直下漳州”的意见。在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挥戈东进,向闽南大举进军。

      当时,我父亲担任红五军团红三军红九师参谋长。42日,红三军从罗塘附近跨入福建,经武平、高梧、上杭、白砂,挺进龙岩。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攻下龙岩,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420日,红三军从北门进入漳州,与从西门进城的红四军汇合,胜利攻克漳州。

      在漳州战役中,红军除缴获无数的枪炮弹药外,还缴获了电讯器材和一座设备完整的小型兵工厂。更令人高兴的是,还缴获了2架单螺旋桨飞机。其中1架曾飞到龙岩进行侦察,被红军击坏,另1架完好无损。当时红军中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飞机,从军团长到连队战士,大家都成群结队地涌往机场,去看看“它为什么会飞”,被俘的飞行员还为部队做了飞行表演。后来在漳州举行了“五一”大游行,红军用飞机撒下传单,军民齐声欢呼,万头攒集,真是漳州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

      由于红军中大部分干部、战士是来自江西和湖南贫苦家庭的青年,很少有人到过像漳州这么繁华的城市,漳州又是一个华侨之乡,将士们对漳州感到新奇、兴奋。漳州市民也是第一次见到红军。经过部队向商界和居民进行红军《保护中小商业者政策》的宣传,大家开始了解红军,开明士绅及商界人士交口称赞红军是文明之师,都向红军捐款、捐粮,赠送食盐、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

      攻克漳州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补给,红军在漳州城区搜索国民党政府、军队及反动的外国商人和教会的物资。其中,我父亲的部队发现了一座外国人的教堂(东坂后基督教堂),红军战士在教堂的地下室找到很多粮食、罐头食品、布匹、设备和机器。当时大家只认识食物,却不知道那些机器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于是,领导就指挥大家只把食品运走,其他东西不要。

      我父亲曾在湖南的水口山铅锌矿当过工人,那个矿是德国人开办的,因此他见过,也熟悉一些外国人用的机器设备。他发现在一个大箱子里,放着好几部照相机和其它的设备。虽然当时他只认得其中的照相机,但他知道其余的东西一定与照相机有关。他还发现地下室有几辆自行车,他在矿上曾看到外国人骑过。当他看到机器设备的时候非常兴奋,立刻让战士们把这些设备全部搬到师部他的住所。其他人都过来问他为什么不拿粮食和罐头,而要这些不能吃不能用的东西。他只是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些才是最好的东西,“你们等着瞧吧!”

      当天晚上,等部队清点完战利品、干部们开完会,研究布置了第二天的工作后,已是半夜,其他人都回去休息了。师部的地点设在一个小楼里,楼顶是一个平坦的天台。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父亲把那辆从教堂里找出的自行车扛在肩上,到了楼顶,在楼顶的平台上开始练习骑自行车。他骑上去,摔倒了,又骑上去,又摔倒了,经过多次练习,在天亮之前,终于可以稳稳当当地骑上去,非常熟练地在天台上来回骑行。等部队吹号起床时,干部和战士们发现师参谋长耿飚竟然神奇地骑着从教堂里扛回去的那个铁家伙来回飞奔。大家兴奋万分,都齐声欢呼“参谋长真了不起!”

      至于他搬回去的那几个怪头怪脑的机器,大家就更不知道是做什么名堂了。我父亲没对任何人解释那些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只见他一大早就拎着那个从教堂里搬回去的大箱子,往市区最繁华的街道走去。他找到了一家照相馆,推门进去,把大箱子放在桌子上,打开箱子,非常客气地对摄影师说:“这位师傅,我想请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教会我怎么照相,怎么冲印相片?我付给你五块银元学费,这两部照相机也送给你。”摄影师看到箱子里的东西眼睛立刻发出光芒,原来箱子里有4部崭新的照相机,拿起来看,竟是德国照相机!盒子上印有德文Bentzin Primar,箱子里还有全套的定影、显影设备和药水,一个用厚厚的黑布做的暗箱手套,可以把双手伸进黑套子,在里面完成所有的定影和显影过程,直到照片形成、取出。摄影师极为兴奋,“你要送我两个相机?”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父亲诚恳地对师傅说“我就是想学会照相技术,我不需要这么多相机,自己只留两个就行了”。于是教学的过程开始了,摄影师教得非常认真仔细,我父亲也学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不懂的就问,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凭着他当过机械工的功底,学习照相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但是为了记录下红军所有的生活、战斗经历,他必须样样都学到位,做到自己能独立操作。经过3天的学习和在照相馆的实践操作,我父亲算是掌握了一门新技术。他对照相机爱不释手,还在其中一部相机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以后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从福建到江西,从江西开始的长征路上到西北,不论生活多么艰苦,战斗多么激烈,生命受到多么严重的威胁,他都把相机带在身边,记录了无数红军的英雄和光辉的历程。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从西北转战到晋察冀、陕西和宁夏。他的物品多次转移,逐渐流失,那部刻有他名字的相机也不幸遗失了。

      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川日报在整理堆积物品的仓库时发现了一部旧相机,上面刻有“耿飚”两个字,报社立即将这部相机送到北京,转交给我父亲。他一眼就认出了这部于1932年在漳州教堂缴获的德国照相机,欣喜万分、激动不已。经过40多年,这部丢失的相机又回到他的身边,成就了一段传奇故事,也昭示着父亲对红军进漳和东坂后基督教堂的深刻记忆和特殊感情将会永世流传。

     

    (作者系耿飚小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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