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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征途中的供给保障
  • 2017-03-01 来源: 作者:王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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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9月至1934年初,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实施所谓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逐个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而“中共方面采取了以正规红军为主力的单纯消耗战,因此,被剿共军的物质力量所压倒,4月末,败势已成定局”。从19345月份开始,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即秘密着手突围准备工作,加紧了粮食、被服等物质资材的收集储藏,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想带走,坛坛罐罐打包了三四千副担子。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10月下旬,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以抬轿子、搬家式的阵势上路,大大迟缓了行军速度,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以至在突破国军预设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差点陷入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随着征途的拉长,这些负担大部分都得在中途扔掉……甚至还有大量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上”。突围行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当残存部队前进到湖南通道时,所带军需物资几乎被抛弃、消耗殆尽。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相关职能部门在长征途中充分发挥了供给保障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量敌为谋采取了相应的筹措、分配和调剂给养方式,从而最低限度地保证了行军作战需要,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提高了士气战力。广大红军官兵高度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团结友爱的优良作风,含辛忍苦、挨饿受冻,克服了一切自然和人为障碍,胜利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

    虎穴狼巢夺资源,血凝汗结保吃穿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自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日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不能给予他们任何后方支撑。接下来的路上,一切供给只能取之于活动范围内的区域,或发动群众强制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赃物,或使用武力抢夺缴获反动武装的军需物资,或遵循自愿的原则向不怎么坏的富人借贷募捐,或以现金实物向普通群众购买交换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所谓的“一打、二缴、三借、四买”。这四种筹集给养方式并不新鲜,红军在老根据地时就已屡试不爽,但在长征途中交替运用得更为灵活,初期或经过反动堡垒中心时以“打”和“缴”为主,后期或经过老少边穷地区时以“借”和“买”为主。

    19341212日,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避实击虚,放弃北上湘西而转兵贵州,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随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西进,其中一路径趋贵州黎平。12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立足黔北、发展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贵州军阀的“双枪兵”(步枪和鸦片烟枪)果然不经打,中央红军两路纵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连克剑河、镇远、施秉和黄平。他们“没收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大批存货,不仅能够保障自己的供给,而且还可以分发给穷苦的老百姓”。尤其是在素称“湘黔门户”的镇远古城,“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19351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强渡乌江,顺利攻占黔北中心城市遵义。是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同时“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供给保障工作重心进一步向基层连队下沉,向先头部队前移,撤销了总供给部和运输总队,成立了军委先遣工作团,并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在团政治处地方工作组下设没收征发干事,统筹兼顾全军战争经费和生活物资的筹集分配。周恩来亲自找到先遣工作团主任杨至成,郑重交代:“我们越往前走,困难将会越大,红军的供给将会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筹物工作,把红军的供给搞上去。”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彻底抛弃了过去那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完全“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不停地在川黔滇边迂回穿插。供给保障部门也跟着筹钱收物忙开了。220日,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筹款征集资材及节省问题的训令》,强调:“保障红军的给养,克服红军的战费,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群众工作、捉土豪、筹款、征集资材等。”并规定:“如时间允许,应由团政治处计划,与团首长商量,派相当的武装,到驻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

    这段时间,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5万多元银洋、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以及价值5万多元的香烟。在桐梓没收了军阀侯志丹的大量皮货,搜获了逃亡官僚、地主埋藏的6万多元银洋和不少黄金。在贵州、云南交界的瑶族聚居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40多头骡子驮运……还缴获了数十担鸦片。而鸦片就等于是钱”。在云南曲靖附近截获了军阀龙云的10份高清地图和10箱特效白药。在会泽没收了军阀安恩溥的80多匹骡马、几万两鸦片,筹得近10万元现洋、近20万斤粮食,以及400多匹布料。该省某县长孤陋寡闻,认定赤匪必定乞穷俭相,竟误把着装齐整的中央红军当作中央国军,主动奉献了大批粮草和军饷。

    红军战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厚得多”。毛泽东则笑称:“如果所有的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5月初,中央红军成功地巧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南后,敌对势力就没有那么“人傻钱多”了,首攻会理城即遭到国民党川康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绕道而行,走进了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的川西北高原。长征最难处,不在五岭、乌蒙之艰,也不在湘江、赤水之险,“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他们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但是敌人无影无踪”。

    鱼水相投解困境,军民互助度饥寒

    “依据红军发展历史,依据各种实际情况,红军行动区域是有相当限制的。就是说,自然经济人口条件,是能够起战略上之重大作用的。”红军长征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历史上彪悍一时的流动军队,一旦深入这样的圮地和死地,往往只能接受非溃即死的命运。生存环境之恶劣、群众基础之薄弱、民族矛盾之尖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老调重弹,一边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一边开动宣传机器,极尽妖魔化红军之能事,结果正如蒋介石所言“使土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他连裹胁民众的工夫都没有”。

    此时此境,能否取得当地土著的理解与支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斗争本身。早在长征前夕,总政治部就颁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强调:“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特别要注意对给养事务与前站人员的教育与工作检查。”在即将进入桂北苗、瑶族聚居区前夕,总政治部又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活动期间,上述地方、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和原则更加具体化。如经过黔东南时,总政治部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的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即将进入遵义城时,红一军团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重复调查并其批准后,才许可行没收与捉人。无论没收反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须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进入遵义城后,总政治部又及时布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取予有节,沿途群众也殚财竭力、守望相助。如中央红军在黔北湄潭发动群众打击了47家土豪,分掉了近5万斤粮食、4万多斤食盐和500余头肥猪。当地裁缝和巧妇则加班加点,为他们赶制了8千多套棉衣夹裤过寒冬。在滇东宣威“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火腿史上的新鲜事儿。成吨的盐也是这样分配的。”红军在川南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国民党方面都自愧不如:“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并由此惶恐不安:“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

    针对川西北的特殊情况,各路红军进一步加大了争取群众、保障供给的力度。如在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之前,总政治部颁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绝对不准对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申明:“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入乡随俗,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赠送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金钱、鸦片,以换取通行便利和生活保障。

    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进入藏族聚居区后,供给保障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尽管高层三令五申政治纪律,但“这里根本没有机会解释什么‘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没有机会结成友好的联盟”。“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时称“一条人命买头羊”。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刘亚楼亲自施压,经公审处决了拿枪打了群众一头猪的某团部通讯员,战友们反而纷纷为那位通讯员鸣冤叫屈。因此,长征在这一段的民族工作不怎么成功,毛泽东曾坦言:“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但也并非完全失败,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无疑将会遭遇到更大的人为阻碍。

    解衣推食情最暖,餐风宿露志愈坚

    长征途中,围绕生死攸关的战略方向选择和供给保障遂行等原则问题,红军内部一直争执不休,如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反对博古、李德“钻口袋”;林彪上书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反对毛泽东“走弓背”;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反对中央北上陕甘宁。但过激言行并不能否定彼此心系红军安危的初衷,张国焘提出南下方针转中央电,令人为之动容:“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更是催人泪下:“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团结友爱、同心共济是长征进行曲的主旋律,在供给保障极度困难的非常时期,愈发凸显出红军相忍为党的不拔之志、舍己为人的手足之情。19356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从天全经芦山、宝兴,北上懋功、理番与红四方面军“抱团取暖”。这条路线长约千里,沿途人烟稀少、物产不丰,而且横亘着几座人称“生命禁区”的大雪山。中央纵队在天全通过购买、缴获,筹得了一些粗麻布和棉花,“这样每人至少可以做一件背心。这对抵御大雪山上的严寒差得很远”。在宝兴住一星期,“几乎一点粮也没有搞到,连续几天吃‘清汤’稀饭”。在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时,当地村民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大帮助,就是“每个人提供一根拐棍,以借力爬山”。

    为此,中革军委指示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不坐担架不骑马,但他拄着拐棍爬过夹金山顶,下山时突然头晕跌倒。兴国籍运输员邱长胜变戏法似的,从挑担里提出了一只火笼和一壶热茶,毛泽东喝了热茶缓过劲来,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苏区伟大人民的儿子。”红军队伍中,运输员和炊事员是公认的“苦差使”,红三军团有个运输员从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终究没能熬过雪山这一关,供给部长周玉成含泪接过了他的重担。该军团某连履险蹈危千百回,从未因饥饿而减员,却在雪山上累死了2个忙着照顾战友的炊事员。

    红四方面军那边也在积极策应,不仅派出了一个战斗团前往夹金山北麓的达维镇迎接,还从各机关抽调人员组建了一个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618日,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两河口第一次实际会合,双方倾其所有互赠礼物,其盛况正如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所报道:“这是阶级友爱的热忱,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两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暂住休整,为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作好物质准备。中革军委恢复了总供给部,实行生活物资统一筹办、定量配给制度,并在毛儿盖和芦花各设一个筹粮委员会。全军上下总动员,展开了一场突击筹粮、节食竞赛运动。年近花甲的林伯渠身肩总供给部长之重任,“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

    8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分别从马塘、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平行进入了传说中的“死亡陷阱”松潘大草原,行不数日,人均所带不多的干粮即已吃完。红三军团某连历经雪山大难不死的7个炊事员,轮流背着一口无米入炊的大铜锅,相继牺牲在茫茫沼泽深处,大铜锅最后落到了司务长谢芳词的背上。军团长彭德怀忍痛割爱杀掉坐骑,自己却拒绝吃肉汤。朱德总司令带头“尝百草”,组织战士挖野菜、剥树皮、煮皮革充饥,后续部队甚至捡吃别人粪便中未经消化的麦粒。正是靠着这种人类最高尚的自救行动、动物最原始的求生方式,红军核心才得以“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三大主力才得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陕北会师。

    长征,以及供给保障对于长征的伟大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从“反面教员”的言论中更可得到反证。如蒋介石尾随着红军的行踪,向黔军将领大行“激将法”:“我们以这许多的兵力,一切的人民都可为我们所用;一切的物资,都可由我们掌握……我们如果还不能将他消灭,那还能做人吗?!”向川军将领面授“攻心术”:“如果真得兵心,他忍饥受冻也还是跟著你;而且愈到危险困难的时候,愈是跟得紧!”他还对所谓的“追剿军”猛灌“迷魂汤”:“像这样不怕劳苦,不避艰险,驰驱于边荒的地域,作万余里长征,自中国有史以来,你们要算是第一次。”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但在长征以红军胜利和国军失败而告终的事实面前,这一切都成了自取其辱的废话、呓语……

    (作者单位:江西省瑞金市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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