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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闽粤边特委争取民心工作探析
  • 2014-12-23 来源: 作者:杨荣武
  •     从19345月至19382月,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当地人民和红军游击队开展了为期三年多的游击战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成功地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最终获得胜利。胜利背后有很多深层次原因,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闽粤边特委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因素,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民心,以此奠定游击战争胜利的群众基础。

      一、利用国民党一意孤行、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赢得民心

      在不预设革命者必胜的叙事前提的基础上,探讨当时国民党政权各项政策的失误,以及中共地方党组织利用这些失误开展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之时,也正是中共党组织赢得民心之机。

      1、利用土地、捐税问题,激发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

      国民党统治下的闽粤边地区,土地日益向地主阶级集中。以漳州地区为例,据解放初期未实行土地改革时的1950年的统计,漳州地区共有地主1.0012万户、6.382万人,占总户数比重仅2.92%,但占有土地达33.587万亩,占总面积比重11.7%。贫农、雇农共有15.5206万户、64.2594万人,占总户数比重45.25%,但占有土地仅50.90075万亩,占总面积比重17.73%。“公田”是漳州土地关系的一大特点。公田包括大公田、小公田、书田等十多种,公田业权属全宗族或各房头的兄弟叔伯所共有,但大公田、书田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小公田一般按房头轮流收租,作为祭祀祖宗的费用。漳州地区各种名目的大小公田特别多,1950年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前调查,各县公田达54万多亩,占当时全市耕地面积286.35万亩的近五分之一。南靖、长泰两县的大小公田面积占到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南靖长教乡的公田面积甚至占到该乡耕地总面积的85%。另外,各大小寺庙还占有庙田,如平和三平寺有庙田120多亩,漳州南山寺也有庙田几十亩。而当时漳州地区雇农人均拥有土地面积仅为0.26亩,贫农为0.82亩。[1]这一强烈对比,使贫苦农民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之心达到了极限。

      国民党统治下的闽粤边地区,贫富分化严重,富者愈富,贫者备受剥削而愈贫。例如,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漳州地区农村地主阶级通常以几种高利贷剥削农民,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是“放钱债”,以稻谷计算利息,农民向地主借银100元,早晚季须各付息谷2担至3担(每担180斤),年利约为银元20元至30元;花生、甘蔗产区则以生油、红糖计息。二是“放牛租”,农民缺畜力,地主买耕牛给农民养,议定每年交一定租金,大牛一头每年收租谷800斤(当时一头小牛的价值仅为300斤到400斤稻谷)。华安县高安乡的地主邹汪木、高靖县龙山乡的地主吴云土两户出租的耕牛分别都达800多头,一户年可收租谷64万斤,数量高得惊人,可见当时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有剥削,自然就产生了反抗。

      此外,苛捐杂税也是压在闽粤边普通百姓肩上的沉重负担。例如,1934年漳州地区所属各县,苛捐杂税竟达110多种[2],此后税种有增无减,城市、乡村的民众不堪重负。而在另一方,在红军游击队掌握的根据地内,组织民众分田、分地主家财,让群众实实在在得到了利益。群众是看重利益的,争取民心,既靠理想信念,也靠实际利益。两相对比,支持谁、反对谁,在群众心中自然不言而喻。

      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正是充分利用国民党地方政府在土地、捐税等问题上的失策,加强宣传,激发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赢得民众对红军游击队的同情。

      2、利用“移民并村”政策,激化民众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曾颁布《移民垦植办法草案》,以垦植荒地为名,将苏区群众强迫迁往白区而加以控制,随后各地国民党当局先后制定和颁布各种“移民并村”办法和大纲。蒋介石曾电令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爰为统一办法起见,遵照钧会南昌行营颁布移民垦植要旨,并参酌闽赣省边区所订办法,拟订所属各县移民并村办法大纲,俟奉核准即行,通饬遵照办理,以期便利民众而安地方。”[3]根据这一指示,福建省政府制定了《根绝福建匪祸计划》,把“移民并村,将之山岭偏僻处二三家之小村,并入三四家之大村”,列为“清剿”办法之首条。

      “移民并村”政策实施后,在闽南地区,除红军游击队活动的靖和浦中心区的小村庄几乎全部被移并外,梁山根据地的龙潭、后井、新社、吴岗、火烧寮等山村的群众也先后被强迫移走,造成几十里范围内的无人区。因移民政策,民众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移民到了新居住地,往往会面临人地两疏,“既无田无房屋,又无耕牛农具”,“连讨饭都无门可入”的困境。大多移民到了新居住点,因无荒地可开垦,无法维持生计,只得任由当地保长分配给地主豪绅当雇工,而且“工食数量及时间由各县处酌定之”[4],遭到当地地主的刻意欺压和剥削。而白区的民众,因外来移民的到来打乱了自己原有的生活,甚至抢了他们的生计,形成新的社会矛盾,因而也强烈反对接收移民,进而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可以说,“移民并村”政策,让原苏区群众更强化了对当局的怨恨,让白区群众对当局感到失望。

      闽粤边特委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派出干部融入移民群众中,组织和领导移民群众向地方政府作群体性抗争,甚至大胆深入白区乡村发动当地群众向政府抗议,从而激化了国民党政府与广大民众的矛盾,让民众倾向于支持红军。

      3、利用国民党“攘外”、“安内”的失策,赢得民众同情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应该说是受到当时多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侨的拥护。民众本来是寄希望于执政者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事实恰恰相反。从闽粤边特委成立的1934年起到1937年间,正值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之际,闽南的厦门一带形势异常紧张,日本军舰经常逡巡于厦门港口内外,闽、粤两省的城乡民众均能感受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危险,此时,大多数民众从感情上是寄希望于国民政府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在沿海地区抵抗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不受侵犯,而不是枪口向内,“清剿”山区的“土共”。当国民政府执意置外来侵略危险于不顾、必得先行清理“内匪”,而又不能取得胜利,导致连年用兵,而军费毫无疑问地摊派于当地百姓身上之时,民心之向背早已清晰。当地百姓,包括很多当地的保甲长、宗族势力等,在明了“土共”不可能被国军完全清除之后,他们的选择,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已然开始倾向于在官“匪”之间保持中立,与“匪”共存,互不侵犯,以求自保。

      而在另一方面,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敏锐地觉察到民族矛盾的升级,在全国各游击区中较早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特委很早就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农民自卫军,并在国统区组织了公开的抗日救国会,高举“抗日”旗帜,从而成功地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4、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抚”、“剿”失策,增强红军战斗力

      当代人吴思提出的“血酬定律”,原是针对土匪、军阀等对象。所谓血酬,指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即“用命换来的收入”,或是“为保存生命愿意付出的花费”,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正统的国家领导者是国民政府,因而在国民政府的语境里,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自然是“匪”。区别在于,这个“匪”不是一般的土匪,而是官逼民反前提下由另一个政党所领导的反政府武装。但既然是“匪”,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可适用于血酬定律。

    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正规军队及地方民团之间的战争,可以用血酬定律来分析双方“为保存生命愿意付出的花费”。对每一个具体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来说,一旦在战场上失败被俘,他将被政府作为“匪众”处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他只能胜不能败,必须拼命战斗,帮助所在集团打赢对方,才有可能保住自己性命,“血酬”的价值是沉甸甸的生命。但在另一方,政府的士兵在战场上失败,他只会被红军俘虏,最终被放归(根据现有国共双方记载,红军不会杀死被俘虏的国军普通士兵),即使从此被国军开除,不吃兵饷这碗饭了,他也可以回家种田,不需付出生命代价。若战场上打赢了,他可能获得资金或职务升迁的奖赏,但这份“血酬”的价值远没有红军战士的大。因此对每一个具体的国军士兵或地方民团成员来说,他可胜、可败,完全没必要在战场上玩命。双方斗志迥异,整体战斗力自然就有了明显区别。

      红军游击队的经济来源也可用血酬定律加以分析。既然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目标的价值,那么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或者派款(主动向别人收取费用,以此作为不加害对方的免灾费),其价值(具体地说就是所收取的数目)也就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当时,红军与国军都在向地主豪绅派款。区别是,红军在势力范围内派款,地主豪绅如不缴交,他可能被攻打、处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国军作为当时合法政府的军队,他也有可能拘禁拒不缴款或少缴款的地方豪绅,但受制于当地舆论和上级的追责,却不可能给予处决。这样,对地主豪绅而言,他敢于拒绝地方政府的派款,却不敢拒绝当地红军游击队的派款,因为两者的血酬价值是不相等的。基于这样的血酬定律,红军游击队在其活动范围内,可以得到充裕的经费。例如,红军独立营就曾一次性地向地主吴初派款一百元,派款的方式是派人向地主家送去一封《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独立营部的通知》:“本军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军队,……作反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然而在军事上需款。素知吴初家有余蓄,特捐大洋百元正。见信限五天内带款到本部,事关救国救民,希毋玩误,致于查究,切切此致。”落款为:“营长:卢胜,政委:吴金,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5]收到这样的信,当地的地主豪绅显然宁可付出一定的金钱,也要保证自身和家人的平安。因此,红军的军费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队伍战斗力不断增强。

      当国军在严酷“清剿”时,不但不能消灭红军游击队,反而激发了游击队员的斗志,增强了队伍战斗力;当国军发现“剿”无法解决问题,放松了军事进攻,转而在红军势力范围内实行“抚”的策略,却又让红军有机会得以打土豪筹军款,补充了实力。红军充分利用了国军在“抚”、“剿”之间的进退失据,不断增强自身战斗力,为获得整体游击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二、以因地制宜、符合民情风俗的策略赢得民心

      从历史学而不是政治学的视角,不预设政治观点地、客观地分析闽粤边特委的各项策略及其成效,才能展示在当时当地、游击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所必需的一些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闽粤边特委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在国民党军几次大规模“清剿”中,能够保证始终保持队伍向心力,保持对根据地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具有多方面原因。

      1、在经济上给予其成员足够吸引力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一支革命队伍,既需要理想信念的引领,也需要经济上的支撑。闽粤边特委一直拥有相对充裕的经费。19374月时,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的红军约760人,每人每月平均11.5元生活费,共计每月需8740元;人民抗日义勇军约1000人,每人每月8元生活费,共计每月需8000元;另有特委、县委、区委、支部等各级党的机关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经费,各地下交通员、白区地下党员工作经费,以及更为重要的武器弹药购置经费、医药器械等战争物资采购经费等,整个闽粤边游击区每月需经费3万元[6],每年36万元。而在漳州地区,国民党地方政府1935年全年的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仅为99.3万元,1936年为139.8万元[7]。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的全部人马仅2000多人,因其主要活动区域在漳州地区,因此与当时漳州地区总人口150.2万人[8]相比,只占极少比例,但却掌握着达到该地区全年财政收入25%左右的经费,这一比例是极其惊人的。这也意味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参加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参加红军游击队,对当地广大贫苦农民而言,至少在经济上是具有足够吸引力的。

      闽粤边特委直接领导下的红三团、独立营两支红军队伍,战士每人每月生活费为1112元;各县委、区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义勇军,队员每人每月生活费为8元;交通员每人每月生活费7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额,能让参加革命队伍的贫农、雇农在生活上从此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甚至养活家人。

      从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看,粮价最能体现物价总体水平,因此选取该地区在一段较长时间内、而不是个别年份的粮价来进行分析,最能客观地展示红军游击队员的待遇水平。从民国成立(1912年)至抗战全面爆发的次年(1938年),20多年间漳州物价,特别是粮价一直保持相对稳定,1912年至1925年,漳州地区每百斤大米价格为45元,1926年至1935年,每百斤大米为56元。漳州地区最大的三个粮食交易市场即漳州城区、石码、海澄三地,1935年粮食平均价格为早谷(7月份)每百斤3.33元,晚谷(1月份)每百斤3.89元;1935年的石码市场上晚中米每百斤5.08元,也就是每斤大米仅5分钱。1937年至1938年,稻谷连续丰收,粮价更稳,漳州下属云霄县的粮价两年内均价为每担(164斤)5元,折合每斤谷子仅3分钱;平和县两年内均价为每担5.5元,折合每斤谷子3.35分钱[9]。若按每斤大米5分钱、每斤谷子3分钱计算,1937年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员,每天伙食费2角,在当时可买到4斤大米或者近7斤的谷子,相对于当时山区贫民的生活水平,这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伙食标准。而闽粤边红军部队战士每人每月生活费平均为11.5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230斤大米、或者383斤谷子,按成年人每天吃1斤大米、儿童每天吃0.5斤大米计算,一个红军战士每月的生活费在当时足够养活8个成年人,或者养活一家老小十几人。这样高的待遇,对贫苦民众来说,是难以抗拒的。

      2、在安全保障、集体认同上给予其成员充分吸引力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底层农民,生活于官僚、军阀、地主、宗族、土匪、帮会等的多重的盘剥、威胁、压力之中,人身与财产均无保障。然而,一个农民如果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端上了枪,成为武装集团的一分子,那么他本人将从此不再遭受欺负,他的家人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不再受到地方恶势力、帮会土匪等的欺压。另外,农民阶层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小农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单个农民都是无助的,然而一旦他加入红军游击队,他将获得强烈的集体认同,满足了作为一个个人对集体的需求。

      3、在政治地位、个人价值实现上给予其成员中的先进分子全新吸引力

      对于党组织、红军游击队中的干部来说,他将从一个备受剥削、毫无社会地位的普通农民,成为指挥众人、拥有权势、拥有摧毁力量的领导者。以闽粤边游击区的一个基层区委负责人为例来进行分析。闽粤边特委管理着若干个县委,每个县委又管理着若干个区委(例如靖和浦县委就下辖8个区委,加上1个小溪市工作团),区委则直接管理支部。区委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刚参加共产党一年左右的贫雇农(《中共闽粤边特委黄会聪给中央的综合报告》:“靖和浦县委……所有支部都是1935年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支部内的党员党龄一般仅有一年左右。8个区委的负责同志多是从支部新提拔上来”),但他将领导着100人左右的全副武装的义勇军(靖和浦县委下辖义勇军650人,起初编为数个中队,分别归各区委领导,后来才归县委统一领导;云和诏县委下辖的义勇军中队,每个中队100人,一直是由相应的区委分别领导),1520个党支部(靖和浦县委下辖8个区委,共有140多个党支部,平均每个区委管理着1520个支部)、数十名到近百名不等的党员,以及一大笔活动经费。此外,他还将同时管理着当地各个村庄总共500人左右的半脱产的农民自卫军(据1937年初统计,靖和浦苏区的农民自卫军约有4000人左右,这些农民武装大部分是配合红军和义勇军行动的,也就是接受当地党组织的控制。靖和浦苏区分为8个区,以此推算,平均每个区委约控制着500人规模的农民自卫军)。这样一个贫雇农,他的人生将在参加红军游击队之后得到彻底改变,他的政治地位大幅度提升,他的个人人生价值也将在领导行为中得到充分展现。这将极大地吸引天生具备领导能力的农民加入红军队伍。

      综上分析,基于这样一些原因,闽粤边特委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民心,赢得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决定了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

      闽粤边特委争取民心工作的成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闽粤边区灵活运用的结果。揭示游击战争取得胜利背后的因素,对我们正确认识党的发展史,进而审视当前,展望未来,特别是高度重视民心向背,大力践行群众路线,认真做好群众工作,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7页。

    [2]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5页。

    [3]《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公之(训)安第3743号》。

    [4]《闽渐皖边区主任公署所属各县移民并村办法大纲》。

    [5]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广东省汕头市委党史办公室:《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汇编》(一),内部资料1985年版。

    [6]黄会聪:《关于闽粤边区党和红军的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1122日。

    [7]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福建省统计年鉴(1937年)》。

    [8]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0页。

    (本文节选自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在职研究生2014年优秀毕业论文《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再研究》)

    (作者系中共漳州市委办公室文电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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