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海

当前位置:首页 > 区县 > 龙海 > 史事纵横 > 正文
  • 王占春烈士传略
  • 2014-12-24 来源: 作者: 陈吴泉 陈亚芳
  • 王占春,乳名灿仔,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生于福建省龙海县(原龙溪县)邹塘村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二六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二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早期闽南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闽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历任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队长、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政委等职。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在漳浦县崎溪寨仔村的一次突围战斗中,腹部中弹,医治无效,于同月十二日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一)

    王占春的父亲王查某,只有七分薄地,种田兼行医,还开了个国术馆;母亲张叶,理家兼织土布,勤劳俭朴。但在旧官府苛捐杂税的剥削下,全家生活穷困。王占春出生时,父母给他起名灿仔,希望他前途光辉灿烂,光耀门楣。当王占春的弟弟出生后,家里养不起,便给了田址村的亲戚当养子。由于王占春从小出身穷苦,特别懂得敬重长辈,亲善邻里。因此,深得亲邻爱戴。

    王占春的父母为把爱子培养成才,就省吃俭用,让王占春在村里上私塾、读初小。老师认为灿仔这根苗子好,就给他改了个学名叫“占春”,寓意象梅花那样,敢傲寒冬,独占早春。王占春理解父母和师长的苦心,一方面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另方面起早贪黑,利用课余假日上山砍柴、下地耕耘;同时,他的身材高大,体质壮实,也喜爱练拳习武。就这样,从小养成勤奋读书,热爱劳动,把自己锻炼成既有文化素质,又有强健体魄的有用人才。

    一九一九年春,王占春在亲友帮助下进入漳州“省立第二师范”附小读高级小学。当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二十年代革命新思潮、新文化不断传入漳州。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著作《语丝》、《创造》、《萌芽》,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我党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漳州出版的《闽星》刊,厦门出版的《岩声》刊,就成为“二师”进步师生的喜爱读物。王占春是接受新思想的先进者之一,他每得到一本新书,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并和同学们认真讨论。(1)因此,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为尔后坚持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王占春不仅善于学习,而且勇于实践,踊跃参加校内外革命活动,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每逢示威、游行、开大会之时,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还富有演讲才能,经常带领一些同学上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每当他演讲时,常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漳州各界人民也发表了《为帝国主义各国在上海惨杀同胞敬告国人书》。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群起响应,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王占春带领同学们上街宣传演讲,发传单,贴标语,查烧日货,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当时驻漳军阀张毅,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下令禁止爱国运动,残害“二师”学生和漳州爱国人士,并张贴布告,恐吓人民:“如有违反,格杀勿论!”王占春不畏强暴,蔑视地说:“志士爱国,反被杀害;张毅卖国,那就应该千刀万剐!”

    王占春在“二师”期间,不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品学兼优,好打抱不平,能维护工农同学利益,因而深得同学们的拥戴,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一九二六年秋天,北伐军进漳前后,“二师”已成为漳州学生运动的旗帜。当时,我漳州工会负责人农工、农会负责人李联星等常在王占春陪同下到校活动。当“二师”酝酿选举学生会时,绝大多数同学要选曾宗乾(即王德)、王占春等进步同学;一贯反对学生运动的校长陈耀东,却指使其亲信陈榕坤出来竞选,但同学们不予理睬。陈又企图以“漳州反日救国会”的名义来改组学生会。被激怒了的学生便喊出了“打倒军阀陈耀东”的口号,提出撤换校长、实行学生民主权力等要求。结果,选举了曾宗乾为学生会主席,王占春等为学生会委员。然后,以“二师”为主,联合其他学校,成立了“漳州学生联合会筹备处”,作为漳州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

    但是,学校反动当局并不死心,他们经常在学生中制造矛盾。有一次,他们唆使一些学生,图谋于午饭时在膳厅殴打学生会的干部,事被同情学生会的教师所制止。郑坤榕等见事不成,反咬一口,向反动军警报告说:“学校有共产党闹事”,并带军警来学校威吓学生。为了应付突然事变,王占春在自己的床下藏了一颗炸弹,并说:“他们敢来,就让他们尝尝这个滋味吧!”

    经受过早期斗争考验的王占春等,是我党在漳州首批集体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的对象。早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海党组织派台湾籍的翁华振,先到厦门与罗扬才取得联系,后转来漳州工作,任漳州党支部书记,在“二师”的“丹霞半月楼建立漳州第一个党组织的活动点。同年十一月,厦门罗扬才派邱泮林来漳州建立党团组织,仍以翁华振为书记。十二月,中共两广区委派罗明到漳州负责筹建中共闽南特委。就在这年冬天,王占春和邱启明、季竹安(即季永绥)、黄炽光、谢志坚(化名叶影,翁振华爱人)、林宜民、王德等九人,在漳州第一批加入CY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书记罗明,常委有翁振华等。二月间,王占春等九名共青团员,首批转为中共党员。(2

    在北伐军进漳后至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即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在我党领导下,漳州的工、农、学运非常活跃,配合密切,每次重要活动,王占春都参与了,并且起了骨干先锋作用。先是,王占春利用假期回乡之便,以本村“国术馆”为掩护办夜校。组织乡亲学文化,从中灌输革命思想,着手发展本村和附近乡村的农会组织,使漳州南乡的农运同漳州市区的工运、学运互相呼应,协同斗争。一九二六年冬,“二师”停办期间,王占春同李联星、李金发、陈剑垣等,带领一批农民进城与漳州工人代表许土淼发动的工人示威队伍汇合,在新桥望高楼清算霸占龙溪县总工会的土劣黄斗星。一九二七年初,王占春又带领三百多名农民进城,联合漳州学生,驱逐盘踞在龙溪县农会的官僚资本余高坚。同年春天,王占春同李联星、许土淼等同志,又分头组织漳州、石码、海澄各界人民,进行轰动一时的“倒兰”(石码土皇帝兰汝汉)、“反廖”(漳州的军阀廖鸣欧)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些革命运动,大涨了革命群众的志气,打灭土豪劣绅的威风,漳、码、澄一带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尤其是漳州南乡的农会,发展到十几个村子,会员达五、六千人。事实说明,在党领导下的青年王占春,善于把城乡的工、农、学运紧密结合起来,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增长才干。

    为了培养闽南各县革命斗争的骨干,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党在“二师”举办“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王德、王占春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参与讲习所的筹备工作。在“讲习所”讲课的,有罗明、陈卓凡、农工、翁振华、谢志坚、季竹安、李联星等人,学员六十多名,王占春是学员之一,他为追求真理刻苦学习,经常深夜不寐。三月下旬,因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的“风声鹤唳”,“讲习所”提前结束,及时把学员分配到各县开展工作。(3

    就在“讲习所”结束之时,“二师”学阀陈耀东这伙人从福州回来,搞所谓“教育改造”,实际是换汤不换药的反革命阴谋,引起学生的义愤。此时,同学们仍团结在王德、王占春的周围,坚决与学校反动当局斗争到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厦门、漳州的反动当局抢先于九日、十日发难,逮捕爱国志士,屠杀革命人民,我党被迫转入地下。此时,王德、王占春等十五名同学,被学校开除学籍。但王占春仍然继续留城暗中活动。

    自从反革命政变以后,闽南我党的革命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白色恐怖下面,为保持我党在城乡之间的秘密联络,一九二七年十月间,王占春与李金发等密切配合,在漳州南门轻便车工人中活动,明里是发动加薪罢工斗争,暗中安排了我党地下交通运输线。(4

    轻便车是二十年代漳州新兴的人力轨道运输工具,在“漳州——程溪轻便车公司”推车谋生的,有一百七十名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又低。公司的经理,是漳州大豪绅黄莲舫(任过“二师”校长)。他百般虐待工人,经常扣发车油补贴费和过节费,工人意见很大。王占春深入工人中,组织赤色工会,并派代表向公司交涉被扣发的费用,要求增加工资。黄莲舫不但不答应,反而用开除和坐牢来威胁工人,激起工人们的义愤,宣布进行罢工。资方勾结反动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来镇压,并抓走了两名工人。

    第二天,在王占春等人的发动下,市区的工人,城郊的农民,先后赶到现场声援。罢工坚持了七、八天。社会舆论哗然,各行各业反对镇压罢工。这一来,资方只好答应增加工资,补发费用,并立即释放被捕工人。斗争取得了胜利,资方共拿出一千六百多元进行赔补。同时双方协议:公司收入中,劳资收入的比例由原来四、六分成改为六、四分成。此后,党就通过轻便车工人,利用推车运输的方便,经常送情报、散传单、贴标语、掩护同志等,为革命宣传工作和武装斗争的开展,贡献很大力量。

    一九二七年十月七日,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平和县,以后队伍沿闽粤边境进入赣南、奔湘南,点燃了闽粤赣边区武装斗争之火,大大鼓舞了闽南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同年秋后,蒋介石为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巩固其闽西南的地盘,急调张贞所部从浙江开入闽南布防。

    新军阀张贞一经进驻漳州,便大肆“清党”,捕杀革命人士,大搞白色恐怖。其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的残酷程度,比之北洋军阀张毅,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时民谣说:“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二升,砍头换枪毙。”轻便车工人罢工事件后,被敌人的密探嗅出了气味,一些狗腿子不分白天、黑夜,企图跟踪追缉王占春。但机智勇敢的王占春并不害怕,他曾笑着对同学李兆炳说:“这些家伙想从我身上发一笔横财,那简直是梦想!”

    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间,王占春、王德、卢克等人从漳州市区转移到南乡搞农民运动。他们把原来被放在“二师”的四台油印机,秘密地搬运到邹塘村来,安置在比较隐蔽的单独房间内印刷传单,有农会会员利用演社戏或迎神赛会时进行散发,散发地点除南乡各村外,远达石码、海澄以及北乡等地。敌人为扼杀革命,出动一批军警,首次到邹塘来搜村捉人。这时王占春等人已转到木棉、南坑一带活动,使敌人枉费心机,徒劳扑空。

    木棉村有个恶霸的儿子叫陈荣宗,盘踞在九龙岭下木棉庵前收取“担头捐”,无理敲剥过路的商贩,经常扣留货担,没收货物。群众同他争论,经常受到殴打,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有一天、王占春与李金发、王却车、余天助四个人,化装成农民,来到木棉庵前,枪杀了这个暴虐的家伙,并缴获短枪两杆,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壮大了革命的声威。

    王占春同王德一起到南坑村进行社会调查,摸清该村的基本情况。不久王德调到厦门作团工作,王占春就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访贫问苦,串联并吸收许土虱、许天赐等六位贫苦农民参加农会。王占春办学,既教学生,又教农民,既教学校课本,又教革命道理,既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又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把学校变成党的讲坛。他白天教书,晚上到附近的后垵、顶叶、下叶、东楼埔等村庄,大力发展农会会员,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从而使程溪乡村的农运,与上南乡何下南乡的农运连成一片,扩大了革命区域,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召开全省各县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目前福建各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中积极领导农民暴动。(5)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平和县的朱积垒等率领长乐等乡一千多名农民武装实行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枪。(6)为声援长乐农民的壮举,牵制张贞的兵力,闽南地下党要求王占春组织武装力量伺机行动。

    距南坑村五、六华里处,是程溪税务所所在地,所长洪心为中饱私囊,大量加派鸦片烟捐。整个程溪区烟税仅三百元大洋,而单南坑村就派三百元大洋。王占春代表南坑村人民,据理力争,但洪心不仅不让减免,反而借口超过期限,抓去两名农民。
        为了开展武装斗争,响应平和、长乐暴动,王占春早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就鼓动南坑农会购买大砍刀两把,喇叭两支,工农联盟大旗一面,组织秘密农民武装。这时南坑村群众因鸦片捐问题,民怨鼎沸,王占春认为组织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四月二十四日召开南坑、后垵、顶叶、下叶等村农会组长会议商讨攻打程溪税务所事宜。到会同志摩拳擦掌,情绪高昂,纷纷请战。但是不久后成为叛徒的陈祖康却临阵犹豫,说:“程溪税所,我们即使打得下,也守不住,应该慎重考虑。”王占春当即拔出左轮枪按在桌上,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讨论怎样打的问题,不是讨论要不要打的问题!王占春的坚定态度,大大鼓舞了到会同志的情绪,当即制定了攻打方案。

    四月二十五日入夜,从南坑、东楼、顶叶、下叶等村选出来的一百多名农民武装,集中到靠近程溪圩的后按村。凌晨两点钟,由王占春带领的农民武装队伍,手执大刀、鸟枪、短枪、土炸炮,顺利地包围了程溪税务所。二十六日凌晨,由农民武装骨干王却车、叶五县带领的邹塘村三十多名农民武装也赶来支援。这时,两支队伍汇合,便开始战斗行动。摸哨组很快干掉一名哨兵,另一名哨兵却喊出声来,致使扫碍组来不及把大门打开,敌人的步枪就打响了!在敌人密集武力封锁下,农民武装一时无法接近。王占春决定改用政治攻势,利用枪声间隙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再不投降,就防火烧”!“我们只找洪心算账,与你们士兵无关”。在我党强大政治攻势下,二十几名伪兵丢下武器走下楼来投降,最后在三楼抓到洪心。洪心吓得魂飞魄散,趴在地上哀求饶命。王占春亲自挥动狮头刀,劈了这个鱼肉人民无恶不作的反动家伙!攻打程溪税务所事件后,当时的地下党员何加恩(平芜)曾写了一首《星火烧上天》的诗歌以志此事:

                               (一)

    程溪水冷,战士血沸腾;

    半山竹林,半山红缨枪。

    举红旗,  直指漳州城;

    采竹叶,  写革命诗篇。

     

     

        (二)

    工人扛红旗,

    农民举红缨枪,

    我爱我的家乡,

    爱她革命星火烧上天!

     

    夜袭程溪税务所首战告捷,不仅为周围乡村群众除掉大害,更重要的是牵制住敌人的兵力,有力支援了平和长乐等地农民的武装斗争。这个事件发生后,闽南各地革命奔走相告,广为传扬,群众中流传着:“程溪臭税丁,张贞饭桶兵,专门欺侮老百姓,就怕王占春!”

    王占春领导各乡农民抗捐抗税、夜袭程溪税所等事件,搞得军阀张贞又气又恨,多次派兵到邹塘要捉拿王占春。但由于王占春扎根群众,有群众掩护,本人机智勇敢,地理条件又熟,来无影,去无踪,所以敌人每次都扑空。这年下半年,张贞见硬的不成,就来软的。先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祖康于六月十六日公开叛党投敌,在《漳州日报》上发表一篇《中国革命的前途》的反党文章,当上张贞的秘书,并梦想当张贞未来的东床快婿。这时张贞就利用叛徒陈祖康,以写信和寻找纠缠的方式,劝说王占春投降国民党,享受“荣华富贵”。叛徒无耻行径,多次受到王占春及其战友的严词斥责。此计不成,张贞的亲信、特务营长张式玉便向张献计,利用王占春的恩师郑太奇当说客劝降。郑太奇早知王的意志和为人,推说无能为力。陈祖康害怕被差遣,急忙推荐“能说会道”的许连城陪郑前往,得到张贞的同意。

    次日郑太奇和许连城到了邹塘村,声言有事要找王占春。王占春明知他们此来必有意图,但既已上门来了,就给予接见。郑、许两人当即说明来意,说什么:张师长欢迎你同他共事,可委任团长;你若不想做官,也可以送你到法国留学;你如果不愿意出国,张师长答应赠送鼓浪屿洋楼一座等等。面对着敌人的圈套,王占春压住怒火,理直气壮地说:“我王某绝不背叛自己的信仰,绝不当贪官污吏!国民党祸国殃民,受到群众的反对,你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简短几句话,说得“客人”无言以对。可是,许连城贼心不死,威胁说:“要是辜负张师长的一片“一片好意”,唯恐后悔莫及啊!站在门口的王奕修(即王却车)听到如此放肆的言论,再也忍耐不住,一个健步跳进房子里,拔出手枪,指着许喝道:“你许连城过去血债累累,今天还敢来此胡说,要当心你的狗头!”吓得许浑身发抖,急忙躲在郑太奇身后;王占春及时站起来制止,并说:“要不是看在郑老师的情面上,你许连城就会有来无回  ……”这时,这两人看势头不对,连忙告辞,溜回漳州城去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次挺进闽西,先后三次攻下龙岩城,分别在上杭击溃闽西军阀卢新铭部、钟铭清团,在龙岩全歼陈国辉旅。“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7)在闽西大好革命形势下,闽南人民准备迎接新的胜利。王占春领导的农民武装,加紧开展活动,四处打击敌人。张贞为保住闽南这块地盘,一面加紧对闽西戒备,一面指使伪龙溪县长郑墨西,勾结封建把头,纠集流氓地痞,组织反动民团守望队,妄图利用民团充当耳目,搜集情报,消灭“游击队”,活捉王占春。

    同年秋,南乡十六个反动家长接南乡伪联防队长马柏舟密函通知到何里庵(位于颜厝村南面)开会。事被王占春获悉,便将计就计,决定闯会杀敌,消除隐患。王占春、李金发带领二十多名队员,头戴斗笠,腰内安插短枪,分散在田间劳动。那些反动家伙,有的摇着蒲扇,有的撑着阳伞,姗姗而来。正当他们坐在庵里商议“如何联合四乡守望队活捉王占春”时,王占春等突然出现在庵门口,大喝一声:“你们要活捉王占春吗?我就是!”那些反动家伙看到手持驳壳枪、两眼射出逼人光芒的王占春,惊得魂不附体,纷纷跪下求饶。王占春区别情况,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郑粿、李班等十一名最反动的家伙,为人民除掉心腹大患。

    何里庵事件发生后,王占春、李金发便被人民群众传颂为神出鬼没、除暴安良的传奇式人物。漳、码各地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不仅农会、工会工作更形活跃,基层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同年八月,漳码一带的中共支部发展到三十九个(其中工人支部七个,农村支部三十个,教员支部二个),加强了我党对革命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这个事件也激怒了张贞。不但在大街小巷张贴悬赏告示,“凡生擒或献出王占春头颅者,均赏银两千元。”而且传令杨逢年旅长限期捉拿王占春。杨下狠心要踏平邹塘村,一举消灭游击队,进攻日期也决定了。但敌人的行动计划,被我潜伏在敌旅部当参谋的冯翼飞知道了,便通过地下交通站及时送来情报,使王占春带领农民武装安全转移。

    一九二九年农历十月初八,杨逢年率领部包围邹塘村,四处搜不到王占春的踪迹,就纵火焚烧房子,抢掠农民财物,并且抓去六十多人。王占春的母亲张叶来不及转移,也被抓去关进监狱。张贞见抓不到王占春,便企图利用张叶劝子“归附”。他派出副官,把王母带到师部客厅,客厅里坐着许多绅士官僚,旁边站着四个持枪的卫兵,显示威风。王母走近客厅时,张贞假意请坐,王母站着不坐;张贞说了许多“好话”,要王母劝占春“出来做官”,母子同享富贵。张叶说:“我儿子执意为穷人办事,前有郑老师劝说,他都不听,我哪有办法劝说他。”张贞受到王母的拒绝,勃然大怒说:“好!你不识抬举,别怪我张某无情。把她押下去!”王母反问张贞说:我犯了什么罪?并说:你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

    张贞见王母如此坚贞,感到束手无策。后来又设下圈套,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明里放她回家,暗中派人跟踪,妄想从中诱捕王占春。张叶早就识破敌人的诡计,出狱后不冒然回邹塘去,先回娘家居住。同时,暗中通过亲戚告知王占春:要警惕敌人的阴谋。邹塘被敌人围捕之后,群众虽受到了损失,但也擦亮了眼睛,处决了两个带敌围村的反动家伙,增强了革命斗争意志。

    为了扩大农民武装力量,购买枪支弹药,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零年春,王占春等向南乡美山大地主沈清辉等筹款七千元大洋,通过中共厦门市委的联络点——罗克咖啡馆(后改名海滨咖啡馆),接洽购买枪支、子弹。第一批购买机枪二挺,各种短枪计四十八杆,子弹一部,由王占春带队,用伪装的咸草船运回来。第二批购买驳壳枪二十四杆,为了更安全起见,就把枪支装进空棺木中,运枪的同志装扮成一群送葬的孝子、孝妇,躲过敌人的检查,安全运回。

    一九三零年秋天的一个夜晚(8),漳州城里的地下交通站送来情报说:张贞部下在龙诏汽车公司封好一车武器,明天一早运往诏安,请做“迎接”准备。王占春、李金发接到情报,立即进行部署,连夜率领农民武装五十多名,在天亮以前赶到龙诏路上的险要地段——九龙岭,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一直等到好久,还不见动静!大约九点钟左右,远处才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同志们迅速把树干和石头横搁在公路上。几分钟后,果然一辆载重汽车开过来了。当汽军拐过山凹,正在上坡时,忽然发现有木头拦道,便吱嘎一声停了下来,三个押车士兵开口骂娘,跳下车要搬木头,未及动手,王占春举起手枪,“砰!砰!砰!”三声,撩倒了这三个敌军,吓得车上的敌人乱作一团。同志们立即高喊:“缴枪不杀!”争先冲上车去,蜷缩在车上的敌兵,头还没有抬起来,就当了俘虏。这次伏击,缴获了二百多支步枪,十多支驳壳枪和数千发子弹。从此,王占春的武装队伍如虎添翼,威名大振。

    一九三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王占春接到上级的指示,要他带二个人去厦门接受一项秘密任务,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9

    原来,国民党思明监狱,从一九二七年“四·九”陈国赓反革命政变以来,陆续关进一批政治犯人,至劫狱前已达四十八人,其中有我党前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已牺牲)、前团委书记陈柏生(以后成为托派)等主要干部,以及三十多名闽西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及其家属等。那时,中共福建省委根据闽西地区急需干部的要求,决定营救这些同志出狱,以便送到闽西去充实革命力量。

    在王占春赴厦门之前,厦门已组成一个有五人参加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破监的领导工作。特别委员会除了做好调查研究,制定周密的破监计划以外,决定在鼓浪屿开设训练班,秘密训练参加劫狱的有关人员,由陶铸兼任训练班主任。王占春等三人到了厦门,便被安排在这儿受训。

    经过精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五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八时五十分左右,劫狱行动便开始了。参加劫狱的十一个人,分成四个小组,同时分头行动。第四小组三个人——陶铸、王占春和一个姓谢的龙岩人。他们在思明县府大门外不远的街上,由谢同志装扮成卖杨梅的小贩在那里卖杨梅,陶铸和王占春装成路人买杨梅吃,任务是:干掉门口哨兵,掩护出狱的同志。当第一、二组“探监人”在监狱门口的枪声一响,谢同志便从腰间掏出手枪,把大门口的哨兵打倒。正在吃杨梅的陶铸和王占春,立即从卖杨梅的箩筐中各拿出一支驳壳枪,闯进大门里,蹲伏在上庭院里石台阶的北边,以台阶为屏障,按预定计划,向看守监狱的警备队射击,用火力压住他们,不让扑出来。战斗打响之时,敌人正在吃饭,一时拿不到枪支,惊慌失措,抱头鼠窜,根本不敢抵抗。因此,劫狱行动便按原计划神迅进行,狱内外同志全部撤出,并安抵预定地点。劫狱后半小时,厦门的敌人才出动军警搜捕,但一无所获。

    王占春在劫狱后暂住厦门几天,接受上级关于发展武装斗争的新任务,待风声稍停,便搭乘一条运载水肥的小船,安全地回到家乡邹塘。战友们纷纷前来问长问短,大家一听到厦门劫狱获得全胜的好消息,都非常兴奋。

    王占春的武装队伍,通过购买、夺枪和劫狱的战斗锤炼,斗争经验丰富了,武器装备解决了,经中共闽南特委决定,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漳州南乡正式成立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占春,政委李金发,参谋长冯翼飞,政治部主任谢小平。当时的中共闽南特委书记陶铸随军行动。这支游击队,原来有二十多人,到了成立游击队前后,陆续吸收一批各乡的革命武装,便发展到一百多人。闽南游击支队的组成,为扩大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九三一年初,程溪警察所长杨秋龄依仗旅长杨逢年的势力,在程溪一带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其部下班长林鳖因向我后垵村农会会员林大贞等三人购买芦藤毒鱼无效,就把林等抓到警察所关押吊打。这时驻在后垵的王占春出面具保,杨秋龄竟要被捕会员每人交三元草鞋费。王占春立即回村召集附近村庄农会组长开会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给杨一次教训,并立即组织游击队员及农会武装二百多人,于三月八日凌晨,分三路围攻警察所。王占春身先士卒,用斧头砍开警所大门,伪警察二十多人纷纷跳窗逃窜。我立即组织追击,击毙伪警两名。杨秋龄潜入土豪叶乌金家中,躲在空棺木里,浑身发抖。之后,则逃之夭夭。这一战役,缴获长、短枪共十五支。

    一九三一年春,闽南游击队到处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惩处反革命分子,搞得热火朝天。南乡一带土豪劣绅,纷纷逃入漳州城。三月,张贞又派出大批军队,到南乡一带向游击队进攻,并在邹塘再次进行烧、杀、抢。此后,游击队被迫辗转到漳浦、海澄两县边区打游击。

    同年八月间,王占春游击队在漳浦山前这个地方,主动出击了过路的南靖县林石滨反动民团,当场打死林石滨,并缴获一部分武器。这一仗,震动了闽南各县。九月,张贞驻南靖山城的独立团有两个连官兵拒绝进攻游击队,实行兵变。张贞极为惊恐,急电调回王祖清旅,有力牵制了该部对闽西根据地的进攻。

    自一九三零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大“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巩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全国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同月十八日,漳属游击队在南乡汇集,提前举行闽南红军游击队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中共厦门市委、闽南特委和闽西苏区等地代表二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陶铸调回省委工作,上级派邓子恢到漳州,向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总结闽南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扭转单纯军事观点,树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王占春对照省委指示,回顾战斗实践,认识到单纯军事观点的危害,认识到创立革命根据地是坚持长期革命斗争的根本。

    会后,即将游击队分成三个队,一队去石码,一队去南北乡,一队去漳浦小山城,分头开展创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九三二年春节前夕,去小山城那一队的队员回来汇报说:张贞的爪牙在那里摊派“航空救国捐”,一百多户人家被摊派六百元大洋,群众无力缴交,不知怎样处置。邓子恢、王占春听过汇报后,便分析了当地的情况:小山城地处山区,距漳浦县城五、六十华里,群众富有斗争传统,手中也有些土枪土炮和洋武器,有利于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斗争;如果斗争胜利,又将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为此,王占春亲自到小山城指导抗捐斗争。

    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基础,王占春首先秘密召开农会讨论,决定利用族长出面交涉。就在祠堂开了族长会议,提出请求减免一半,交一半。与会族长都说:全部不交是做不到的,要交三百元救国捐到皇帝那里也有道理讲了。因此,由族长联名写呈文转区送县。但是,伪县长不同意减少,甚至下令限期交清。王占春因势利导,再在农会秘密讨论:如何从部分抗捐发展为全部抗捐。接着又在祠堂召开族长会议,说明如果交清飞机捐,大家就没有饭吃,经过商量,一致同意再次交涉,提出哪天减、哪天交、不减不交。

    消息传开后不久,国民党区公所放出烟幕进行恐吓:小山城是共产党在抗捐,不交捐就派兵抓人。这一来,有些群众就产生恐慌情绪。王占春又召集群众大会,讨论对策,会上决定两条:一、必须减捐才交捐;二、日夜组织武装放哨,发现敌军鸣枪报警。当时还有人担心小山城敌不过白军,农会会员便提议请游击队帮助。虽然有个别族长不同意,但大多数人表示赞同,王占春当场答应。第二天,游击队开进小山城,许多贫苦农民激动万分,认为抗捐有希望了,官兵来了也不怕。

    小山城群众把游击队当成靠山,游击队便进一步发展农会,组织农民自卫队。贫苦农民腰杆硬了,便提出废除乡里的苛捐杂税,接着开展减租减息,禁运粮食出口和建立平粜制度。贫困农民从总得到了好处,真正体会到共产党、游击队是和他们同生死共命运的。这样,连附近的龙岭、浦美等地,也跟着干起来了。革命的浪潮震惊了反动派,小山城又是漳州的后门,张贞认为非同小可,竟然派出三个连的兵力来进攻游击队。早就做好准备的游击队、自卫队,听到警报枪一响,就奔向阵地埋伏。当敌军来到村口,踏入我伏击圈时,驳壳枪、土枪、土炮同时猛烈射向敌阵,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不久就丢下十多具尸体,溃退了。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分成三路卷土重来我游击队奋力抵抗,群众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然而,经过一天战斗,大家筋疲力尽,弹药也缺,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王占春决定乘夜色作掩护,撤出阵地,同时组织群众连夜转移。

    敌人进了小山城,抢掠烧屋,无恶不作,打算驻守小山城,搞清乡运动。谁知白天一过,夜幕降临,王占春就组织游击队和农民自卫队进行骚扰性的反击,除真枪实弹向敌人驻地扫射外,还利用“罐头炮”、“油桶机枪恐吓敌人”,敌人搞不清情况,第三天拂晓就夹着尾巴逃跑了。王占春便率领游击队截击,表示“欢送”,又让敌人留下十多具尸首,张贞部队进攻小山城便以失败告终。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小山城赤卫队从十几人发展到一百九十多人,龙岭赤卫队也由十九人扩大至二十多人;从小山城到龙岭、山顶坪、新内、官真宇、大帽山、黾仔山,岭后等南靖、平和、漳浦交界的地方,逐步形成一片红色区域(10),这个地区山岭起伏,层岩叠嶂,林竹苍郁,物产丰富,群众条件好,反动基础薄弱,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为尔后坚持闽南长期革命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二年春,为了巩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筹集经费,为第四次反“围剿”做好物质准备,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进军闽南。四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厦门、福州两中心市委,要求他们火速行动起来,加强闽南游击队和对张贞部队的工作。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当即转知闽南游击队,密切配合东路军进漳行动。王占春立即作出决定:“打扫漳州外围残敌,迎接中央红军进漳。”

    四月十九日,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张贞在天宝山的防线全部崩溃。他深怕后路被游击队堵死,连夜逃命,随身带领二十多名亲信卫士,乘坐军车,并由护路队押送鸦片、银元和一批枪械,二十日天未亮就开车,向诏安老巢逃窜,途经九龙岭,遭到我游击队截击,差点被我军俘获!

    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中央红军进漳州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城市秩序井然。数天后,由邓子恢引王占春谒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说:“当前革命的中心仍然是在农村  ……必须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巩固与壮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王占春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更重要的是,经过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使王占春进一步认识到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四月下旬,漳州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由王占春任主席。同时,把中共闽南特委改为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王占春、冯翼飞、尹林平等为委员。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设于漳州公园内仰文楼,四月二十七日发出《布告》(第一号)。王占春在仰文楼日以继夜地处理大量日常工作。并在中山公园里主持漳州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军民万人大会,热烈庆祝红军攻克漳州的重大胜利。

    五月间,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根据毛泽东、邓子恢、罗明和卢哇利(王海萍)等同志的意见,提出了以发展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建立闽南红三团武装队伍的具体任务,并把中央红军入漳前游击活动区域划分七个区,每个区组织一个工作委员会,执行中心县委布置的任务。(11)为加强闽南红军的建设,毛泽东从中央红军选派了四十多名军事骨干留在闽南,又拨给数百杆枪,将闽南游击队新组建的五个大队共七、八百人,于五月间先后集中到漳浦城关整编。

    先是五月上旬,从漳州南乡、北乡、石码、海澄发展起来的红军游击队第一、二大队的百多人开往漳浦组成临时独立大队,经短期训练后,向漳浦各地游击,先后在盘陀岭打败张贞残部一个营,在漳浦打败翁猪母“剿赤游击队”与陈祥云的“剿赤救国军”。另由漳州南北乡等地零星赤卫队临时组成第四、五大队和驻漳的第三大队,也开往漳浦集中。五月中旬,在东路军派遣的军事干部的帮助下,把闽南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冯翼飞,副团长尹林平,政委王占春,政治部主任谢小平。

    中央红军东征漳州的重大胜利,政治影响很大,军阀豪绅和帝国主义惊恐万状。据当时福建《民国日报》报导:蒋介石急电福建省府:“已令粤、赣各军进剿矣!”、“广西拟派三师入闽剿赤,闽、粤、赣三省剿赤军队,约达25师之众。”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军舰26艘开进厦门港,并叫嚣:“必要时,水兵登陆,占据厦鼓。”在此期间,红军在江东桥附近,击退了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的国民党部队。从经济意义看,红军在漳码期间筹款百把万,又筹集了苏区缺乏的食盐、布匹、医药等大量物资,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东路军在漳州完成了预定任务之后,从五月下旬至六月八日有计划有步骤地撤离漳州,回师中央苏区。

    红军退漳期间,张贞残部从诏安、云霄回窜漳浦,纠集翁猪母、陈祥云反动民团,以优势的兵力,于六月二日开始向红三团进攻,企图把刚刚组建起来的红三团剿灭。当红三团转战到漳浦石榴板不久,便接到情报说,敌军已逼近石榴板,并占领了制高点,我军已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王占春立即指挥红三团撤出石榴板,返回小山城。他亲自带领老游击班子的第五连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掩护各连撤退。

    六月五日,白军二、三千人,分成数路向小山城袭击,象牙庄、五寨和根据地的政治中心龙溪圩同时被占领,为甩开敌人,扭转不利战局,红三团决定突围到车本。六日,在崎溪寨仔突围战斗中,红一连为尖刀连,负责夺取山头,掩护部队撤退,因为敌军来势凶猛,首先占领山头,红一连激战二个多小时,仍未能击退山头上的敌人,而且伤亡很大,王占春急中生智,猝然率领红五连,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发起冲锋,经过一场激战后,敌军溃败下山,由冯团长指挥各连顺利突围。可是王占春在这次攻占山头的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受伤,部队撤至车本时,他便在山洞治伤,他先人后己,把仅有的药品让给其他伤员,自己却由他父亲采中药医治。由于连日阴雨,护理条件又差,这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壮烈牺牲了!烈士临终前,嘱咐同志们:要在党领导下,紧密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12

    王占春以短暂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由他亲自点燃的闽南武装斗争烈火愈烧愈旺,用他热血浇灌的闽南大地,已结出丰硕的胜利果实。

     

     

     

     

     

     

     

    注释:

     

    (1)摘自李兆炳:《丹霞风浪——忆王占春同志》一文。参见龙海县档案馆保存的《闽南革命斗争史》(厦大编)案卷

    2)综见《漳州解放前四十年地方大事记》、《王德同志谈漳州学生运动和党团组织的建立》(记录稿)、《漳州早期学运与党团建立》、《丹霞半月楼》等篇。

    3)见龙溪地区印发的《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闽南革命武装斗争大事记(第一稿)》一文

    4)摘自陈天才:《王占春烈士生平》及邹塘生产大队一九七一年编写的《王占春革命烈士事迹》(初稿)。参见一九六零年编写的龙海县志(初稿)上集第123页。

    5)见龙岩地区党史研究分会一九八一年印发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大事年表(初稿)》一文第3页。

       (6)见龙溪地区党史研究分会印发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根据地时期闽南武装斗争大事记》(第一稿)第3页。

       (7)见龙岩地区党史研究分会一九八一年印发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大事年表(初稿)》一文第6页。

       (8)据邹塘尚健在的老游击队员回忆说:截军车夺枪事件,是在厦门劫狱以后,即一九三零年秋天,当时人员迅速发展,枪支老是不够用,所以一听说敌人军车要经过,就决定去截车夺枪。

       (9)详见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一九八零年十月印发的《党史研究参考资料》中,王德《劫狱》一文。参见许文辛《厦门大破狱》一文(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修改稿)。

       (10)见《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资料选编(上)第108页。

       (11)见《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资料选编(上)第121页。

       (12)《漳州文史资料》1979年第三期21页。

     

     

     

     

     

    摘自《龙海党史研究》总第一期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史部门,技术支持:东南网
联系电话:87874966 邮箱:zgfjlsw@126.com


福建党史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