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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卢叨在云霄的两次纠左努力
  • 2014-12-27 来源: 作者:
  • 对云霄人民来说,1958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

    3月17日召开的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定》,拉开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序幕,旱季和晚季的收成竞放丰产“卫星”。同时,大办地方工业,推进“三土”(土农具、土化肥、土农药)运动,超越常规大办文教卫生事业,举全县之力广铺基本建设摊子。特别是在秋冬之交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带动下,迅速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以大炼钢铁为龙头,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事业、基本建设战线全面跃进的局面。

    从8月26日至8月底的短短5天内,全县234个合作社合并为6个公社和1个农场,平均每社5451户。10月31日晚,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宣布从11月1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供给加补贴制”,实行“十三包”,范围涉及吃、穿、用、住、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和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大力鼓吹“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供给制,吃穿不要钱”等口号。“十三包”的出台,使云霄这个闽南小城一跃成为全地区乃至全省红得发紫的跃进先进县,云霄人民似乎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与供给制相配套,大办公共食堂的风潮迅速席卷全县各个角落,全县人民被集中到大大小小的食堂里去吃“共产饭”。

    然而事与愿违,苦干了一年的云霄人民,却尝到了“大跃进”引发的种种恶果:晚稻大幅度减产减收,广大基层干部情绪低落,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公共食堂只能供应少量地瓜和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特别是实行供给制后,大搞“一平二调”,引起生产队和社员的不满和恐慌。

    1958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不少乱子,在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八九个月时间中,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福建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纠“左”,并进行政策调研。时任福建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委党校副校长的卢叨,受省委书记处书记江一真和副省长魏金水的委托,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省委党校调研组赴云霄进行调查研究,为省委领导全省人民纠正“左”倾错误提供决策依据。

    1958年11月下旬,卢叨率省委党校调研组到云霄蹲点。经过实地调查后,他认为云霄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作风上浮夸不实、生产上瞎指挥和脱离实际推行供给制等方面。

    通过调研,卢叨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在省委的支持下,进行了艰苦的纠“左”工作。1958年12月9日,卢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面对晚稻收成减少的现实,许多干部都觉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交不了帐”,但县委主要领导仍然认为“云霄十五面红旗,在全国全省范围来讲,我们的成绩还是数一数二的,全县评了九个第一,出席北京先进代表会八个代表”,决定以2475万公斤的高产指标向地委上报晚稻总产量。会后,卢叨多次找县委主要领导、县委常委做工作,向他们通报自己调查得到的晚稻大面积减产的严峻现实,促使县委在12月14日召开常委会重新讨论晚季产量。因为争论不下,不得不进行举手表决,结果是以2250万公斤上报,比原定数字少了225万公斤。尽管还是大大超出实际数,但对“左”的思想倾向已有一定的抑制。

    1959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四),县委召开扩干会进行整风。卢叨多次同与会者交谈,痛陈瞎指挥给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县委利用整风的机会进行检讨。在卢叨的帮助下,与会人员对去年晚季生产上出现的密植、并、倒种春、水直播等严重违背农业生产规律的生产措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会议对“农业生产应由老农作主”、“党只要管指标,不要管措施”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上至县委主要领导、下至生产队长都承认,“我们去年在晚稻生产上犯了个错误”,从而避免了诸如密植、并之类的荒唐事重演。

    1959年4月,卢叨率省委党校调研组再次到云霄,并带来了“两个课题一个任务”。两个课题是进行“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和“农村食堂问题”的调研,一个任务是切实帮助云霄县委开展整风算账运动。

    卢叨一行深入洲渡大队进行“农业的生产水平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调查。该大队地处漳江中游腹地,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在“大跃进”运动中,干部、群众没少出力气,但并没带来应有的大丰收。群众怨气很大,出现消极怠工现象。卢叨通过走访农户、与大队干部促膝谈心、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到了许多实情。主要是密植、并,造成洲渡大队的晚稻减产;“放开肚皮吃饭”,吃掉了洲渡大队本不充裕的粮食库存。“一平二调”之风盛行,县里,公社经常无偿调拨洲渡大队的劳力、耕牛、粮食、农具等,极大地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卢叨在云霄召开全省党校系统座谈会,重点讨论农业的生产水平与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会后,写了一份《关于农业的生产水平与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的调查》的调查报告。卢叨认为,“供给加补贴制”的分配形式,既不符合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也不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吁请省委考虑取消供给制。

    紧接着,卢叨等人奔赴乌山脚下,在车山公社一带进行“农村食堂问题”的调查。自1932年起,卢叨在乌山上整整战斗了17个年头,对乌山人民怀有浓厚的感情。乌山人民一见到卢叨,就拉住他的手尽诉衷肠:“办食堂本来是好事,但却变成坏事了!”卢叨经过调研,认为大办农村公共食堂非但显示不出其应有的优越性,反而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他从农家人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总结出群众要求取消公共食堂的“四个原因”:第一,不能解放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因为公共食堂需设炊事组、割草组、加工组、种菜组,有的还得设专职总务,每组都得占用好几个中等以上劳动力,无法起到解放劳动力的作用。第二,养猪事业受到严重影响,造成猪肉供应空前紧张。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后,私人没有料汤,没有残羹剩饭,无法养猪,集体养猪又存在诸如粮食饲料不足、缺乏经验、饲养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第三,肥料大大减少。因为群众家里不再煮饭,也就没有了草木灰,而集体煮饭,又无专人集积草木灰。第四,公共食堂不自由,缺乏机动灵活性,不吃稀的也得吃,不吃硬的也得吃,好天吃这样多,雨天也吃这样多,客人来家里无法招待。在掌握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卢叨又召开部分老区的基层干部座谈会,许多老区群众也闻讯赶来参加。会后向省委写了一篇《农村食堂值得研究》的调查报告,坦诚建言:“……但在目前生产水平不高,物质条件不足,食堂是否坚持下去或者在原有基础上改变管理办法,就值得考虑了。总之,有一条原则,有利于生产就必须坚持,不利于生产就得考虑。”在卢叨的支持下,车山公社的公共食堂基本上解散。

    1959年5月7日至20日,云霄县召开整风算账五级干部会,卢叨两次到会发动鸣放,支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同志畅所欲言,引导与会干部对1958年下半年以来的工作进行反思。5月14日,县委第一书记代表县委作整风检查报告,承认自1958年下半年以来县委工作存在两大失误:第一,在晚稻生产上犯了个错误,造成巨大损失;第二,自公社化后,刮了一阵“共产风”,错误地来了个“一平、二调、三收款”。同时,还对一些具体做法,如密植、并、鼓励放开肚皮吃饭而导致粮食供应紧张、浮夸冒报产量、压制讲真话的同志,脱离实际推行供给制、粗制滥造农具、对总路线理解有片面等等问题进行了检讨。应该说,县委的整风检查报告是比较深刻的,态度也是诚恳的,这与卢叨和省委党校调研组的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当卢叨为纠“左”不懈努力的时候,形势发生了逆转。庐山会议后期,党中央由纠“左”而反右,错误地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批判。福建也错误地开展了对江一真、魏金水、卢叨等人的批判,卢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第三号人物”而受到不应有的批斗。云霄从1959年9月中旬开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清算卢叨在云霄的所谓“罪行”并消除其在云霄的所谓“不良影响”,一些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大胆讲真话的同志也受到了批斗。

    卢叨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闽南地委书记,长期在乌山上坚持斗争,久经考验,在云霄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卢叨在云霄的两次调研行动及纠“左”努力,以其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工作作风和敢于讲真话、敢于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荣辱得失的高尚品质,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赢得云霄人民更深的拥戴和更高的声誉。对他的批判,不久后即得以纠正,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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